宋嘉庚 | 国家重大需求视野下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要素、目标与路径
原文发表于《出版发行研究》2024年第12期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编号为0553的“出版”可授予专业博士学位。2024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文件对于申报新增博士硕士授权单位和授权点具体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关于授权单位“需求分析”部分，明确提出“精准分析本单位所重点服务的国家、区域、行业的重大需求、重点领域基本情况，包括人才需求和科研需求”；关于授权点“需求分析”部分，明确提出“精准分析本申请点所服务的国家重大战略（行业）需求，以及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特色优势与不可替代性”。从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条件看，无论是博士授权单位还是授权点建设，文件对服务的具体需求都提出了“精准性”的明确要求。
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划看，满足国家层面的重大需求，也是未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方向。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提出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需求”是专业学位设立的基准坐标。
根据系统科学原理，如果把培养出版专业博士视作一个人才培养系统，这个系统就必须包括环境、要素、功能和运行方式等，按照此对应关系，我国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就要明确培养的环境，包括人才培养服务的时代需求；要明确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所需要的具体要素，包括具体有哪些类别的产教融合资源；明确这个系统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这个系统的运行方式，即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具体有哪些路径。
任何系统都存在于更大的系统之中，如果把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视作子系统，就必须明确子系统在国家系统层面的时代使命、时代功能、时代需求。从国家、行业、学科三个层面，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时代内涵，是充分发挥高层次出版专业人才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推动行业发展和构建出版学科体系等方面的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在国家战略需求层面，培养出版专业博士要聚焦五个战略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内需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十六个战略。通过考察战略内容与出版领域的相关性，可以发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等五个战略与出版领域的相关性较高，战略需求与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相关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五点。
一是服务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和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与科技应用、科学传播、科技期刊、科学普及、科技题材的主题出版有着直接关系。在博士人才层面，培养更多有科学家精神、具备科技应用能力的创新人才，可以加速推动科技与教育的融合。二是服务人才强国战略。人才是第一资源，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深度影响出版高层次人才的结构和特征，关系到出版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革新，培养更多能运用新兴出版科技的战略科学家，能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青年出版人才，显得尤为迫切。三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第一动力，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出版专业博士，能够为行业注入新活力，推动出版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四是服务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行业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培养懂得数字化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出版专业人才，是实现文化数字化的重要保障。五是服务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国家在推动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时，需要高层次出版专业人才参与项目策划、实施和管理，确保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性。
（二）在出版行业需求层面，培养出版专业博士要服务四个迫切需要
根据《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四方面的需求，出版专业博士在服务出版行业层面，要聚焦在新发展阶段出版工作要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内容建设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走出去实效这四个方面。行业领域的发展规划，为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行业属性和行业结合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是服务“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迫切需要。出版专业博士要能够通过引导开展深入的行业实践，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与实践框架，更有力地应对日益丰富的出版内容资源和多元化的舆论环境，通过生产更多高质量出版作品、完成高质量出版工程，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氛围。二是服务“提升内容建设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的迫切需要。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注重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所培养出的人才应兼具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实践能力，致力于优化内容生产与专业服务，从而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文化消费的满意度。在生产优质出版产品和提供优质知识服务方面，都应具有优秀的供给能力。三是服务“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迫切需要。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紧跟科技革命的步伐，积极探索新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关注产业链的整合与创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以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和智能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这个层面，出版专业博士人才链要能够与出版产业链高效同步、高效融合。四是服务“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走出去实效”的迫切需要。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要积极研究国际市场动态，探索适合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路径，利用国内市场的丰富资源，推动优质文化产品的创新创作与海外传播，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与融合。
（三）在学科建设需求层面，培养出版专业博士要服务三大体系构建
根据《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要构建适应国家需求支撑知识创新的学科体系，构建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学术体系，构建融通中外开放自信的话语体系，这为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一是服务构建适应国家需求支撑知识创新的学科体系。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推动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能够在出版行业中引领知识创新，推动新思想、新理论的传播，为国家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二是服务构建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学术体系。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注重文化研究与传播能力的提升，通过加强对文化产业、政策与传播的研究方向引导，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人才，能够深入挖掘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三是服务构建融通中外开放自信的话语体系。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话语权重构，培养具备多元文化理解与沟通能力的人才，能够在国际出版市场中灵活运用中外文化资源，增强中国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为构建开放自信的国家形象贡献智慧与力量，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根据系统科学的阐述，要素是组织成系统的基础，要素也是形成结构和功能的前提条件。要观察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系统，首先要明确出版专业博士培养需要哪些核心要素。
自2022年7月全国首批五家部校共建出版学院（研究院）成立以来，我国出版学科培养体系日臻完善，逐渐构建起出版人才培养的新格局与新模式，围绕出版高等教育与出版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共同发展所开展的深入实践，为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以及教育过程的节点组成，这些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学术共同体（培养哪个学科的人才）、专门机构（在哪里培养人才）、师资队伍（谁去培养人才）、科研平台（靠什么资源培养人才）、社会服务（怎样检验人才的能力）五要素。
出版学科需要一个具有认同感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可以让出版学科存在一个核心知识体系与成就评价的方法。中宣部指导下的出版学科共建工作已打造了出版学科学术共同体。2022年7月，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23年8月，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暨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工作会议在南开大学召开。202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作为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的年度“出版视点”连续举办多场系列专题研讨活动，截至2024年，出版智库建设已经进入了日臻完善的第三年。随着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议的召开、出版智库的建设、“出版视点”研讨会的分享，出版学科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
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教学机构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保障。面向出版领域，目前已有多家高校和出版机构设立专门科研机构。出版学科共建工作直接推动了高校出版学院（研究院）的设立。2022年7月，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四川大学出版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入选全国首批5所共建出版学院（研究院）；2023年8月，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暨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3所成为新增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高校；2024年11月，2024年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交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国共建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规模质量稳步提升。另外，还有多家高校和出版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印刷学院的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主题出版与融媒体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传媒研究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童趣出版研究院等。
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提升出版专业博士培养质量、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强化其在未来的学术和行业领域的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师资队伍的持续发展需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鼓励教师参与行业实践等方式来实现。北京印刷学院的做法是“引育结合”，以师资培养为主、高层次人才引进为辅，优化学科、教学、科研团队，建强学科带头人和科研带头人队伍，并深入挖掘、整合行业政产学研方面的专家资源，形成“校内师资”与“校外专家”优势互补的师资队伍格局。在此方面，欧美国家的专业博士师资配备倾向于师资队伍的创业能力和创业经验，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在专业博士培养的师资配备方面具有先进性，开设创业教育，其选聘具有创业资源和创业经历的师资，涵盖世界500强企业高管和资深专家，为每位研究生配备企业家导师与高校导师共同指导，通过定期培训提升教学内容和方法，并通过民主管理和政府联动提供创业指导与资金支持，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创业教育，进一步提升专业研究生的创业能力。
科研平台为助力出版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转化高质量科研成果提供了可依托的载体，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我国出版领域的研究平台分为：一是从事出版科研工作的独立设置的事业单位，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二是高校内部成立的出版科研机构，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三是出版机构单独设置的研究机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字教育研究院；四是联合或者单独设立的实验室，前者如方正电子与北京印刷学院联合建设的“人工智能出版联合实验室”，后者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牵头的数字教育出版技术与标准重点实验室。青岛科技大学也积极参与科研平台的建设，以国家、地区及行业的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为导向，于2017年和中国编辑学会共同成立了中国编辑出版研究中心，近年来陆续成立了数字图书馆和多个联合实验室，充分激活了科研资源信息网络，主动参与重大攻关课题的有组织科研全流程，更好地支持科研活动并推动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服务社会既是学科成熟的组成要素，又是检验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成果的功能体现。青岛科技大学于2021年成立杨明斋研究中心，计划推出一批高质量、具有可传播价值的精神谱系地方版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北京印刷学院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完成了开幕式、闭幕式手册设计及印制等工作任务；参与编制《北京市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建设升级指南》；为云南、贵州、内蒙古等省区提供骨干编辑特色培训。澳大利亚一些高校会结合自身的独特优势开设专业学位博士项目，在培养模式上经历了从“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到职业导向的“P/W/U”模式，再到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的转变，突出专业博士教育在实践性、专业性、应用性方面的特色，培养出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高水平人才。
从系统视角出发，培养出版专业博士这个教育系统的运行，功能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人才培养是这个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一系统还将在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教研资源的协同方式上，实现更多创新。根据《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内容，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扎实掌握出版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出版业务技能，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独立从事出版研究的能力，具备在出版领域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引领型、复合型、专家型领军人才。同时，对于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而言，新时代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群体的单一目标，而是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满足出版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满足行业发展需求是支撑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前提。出版专业博士与国家战略最直接的结合点，就是能够快速融入行业实践，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在行业实践层面，要能够满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内容建设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走出去实效这四个方面的需求。
可授予出版专业博士学位，意味着出版行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成熟阶段，并呈现出较高的专业化、实践性特征，对具备解决现实问题和应用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需求上升。因此，区别于一般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主要聚焦科研等学术活动的目标，出版专业博士培养要突出其专业属性，目的在于培养具备实践能力的行业从业者，在培养过程中要明确以实践为导向，培养适应行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出版行业正处于深度融合发展关键时期，数字化转型、新技术应用、跨界合作等趋势对出版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行业发展需求是人才培养的第一着力点，在满足行业发展需求、提升行业发展水平的过程中，人才成长和行业升级应该是同步、同向、同行的。北京出版集团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提出要建设数字化阅读平台，为读者提供个性化阅读推荐、在线阅读、互动交流等服务；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与该集团深度合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共同开发“书香京城全民阅读平台”，有效提升全民阅读水平。数字阅读平台的建设和运营需要既懂出版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而这正是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目标所在。
二是探索产教融合的创新路径。产教融合是培养高素质出版人才的重要途径。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存在着“两张皮”问题，强调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新时代出版专业博士还有一个极具探索意义的目标，就是在出版教育领域实现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创新。
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提出“在学出版中做出版”“在行业中真题真做”，其目的就是借助行业优质资源，发挥行业优势，促进出版专业教育链、出版专业人才链与出版产业链、技术创新链有机衔接，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我国产教融合的基本方式有聘请行业导师、联合攻关课题、联合建立实验室、共建学院等。2023年8月，教育部推动首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为出版学科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通过与企业共同开展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与共同体内院校探索“3+2”贯通式培养试点等举措，有助于行业创新体系的构建，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与以高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之间的紧密协作，从而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对接，为解决“两张皮”问题贡献特色方案。
三是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协同体系。根据《方案》的要求，推动博士专业学位、博士学术学位的协调发展。结合前文国家战略需求的定位，培养出版专业博士亟须构建以“出版教育、前沿科技、高层次人才”为主体的协同发展体系。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过程，就是聚合出版专业教育机构、前沿科技研发力量、高层次人才队伍优质资源的过程。《方案》等文件明确提出，支持行业产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办学，鼓励行业产业通过冠名奖学金、研究生工作站、校企研发中心等措施，吸引专业学位师生参与研发项目。
2023年5月，北京市启动了市属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平台建设，服装学、出版学、体育医学工程学、北京学、都市农林学五个新兴交叉学科平台已经开始建设，鼓励跨学科、跨学院、跨领域开展研究，这就有力推进了教育、科技、人才优质资源在相应学科的统一。国外博士培养倾向于依托专门的出版研究中心，如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出版博士项目依托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英国斯特灵大学的出版博士项目依托斯特灵国际出版和书籍文化中心，再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出版博士项目依托多伦多书史和印刷文化中心，它们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聚合，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协同体系的成功构建表明通过加强与其他学科、行业的交流合作，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协同发展，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从而有效促进出版学科的发展，提升出版学科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任何系统的功能实现，必须要明确系统的运行方式。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系统的运行，要明确支撑和推动系统运行的典型路径，这些路径既是系统运行的构成要件，又是支撑系统不断自我更新的方法。一个成熟的人才培养系统，一定具有可实现、可复制、可自我更新的实践路径，而且这些路径应该具备开放化的特征，因为开放的系统会带来有序，而闭合的系统会带来无序。也就是说，只要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在典型路径方面保持开放态势，就能够实现系统的自我更新和完善，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的有序性和创造性。笔者介绍以下典型路径，可供参考。
一是聚焦国家、行业、学科的多维需求，要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内涵。面对国家、行业、学科的多维需求，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系统要牢牢抓住产教融合这个着力点。在出版专业博士培养中运用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可以提升出版专业博士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出版学科发展和出版业创新。目前已经有出版单位深度参与本科和硕士层面的出版专业课程制作、教材撰写，也有出版单位与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例如，北京印刷学院与北京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项目攻关等方面进行合作，共建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中国传媒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开展教育资源共建研发、舆情咨询、出版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建设、融合出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等方面，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
在“定制化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尚未形成成熟模式，在出版专业博士层面进行定制化培养，将是产教融合亟待突破的着力点；在“国家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上，目前尚未形成吸引力和影响力，联合设立培养基地，将是拓展产教融合落地资源的有效方式；在出版专业博士的考核形式上，可以进行创新探索，比如，完成高质量的出版物、具有行业指导意义的调研报告，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并形成阶段性研究报告，完成具有行业落地属性的出版产品设计等；在人才专业视野层面，可以实现在国外和国内出版单位的实习环节；在课程建设上，可以实现由行业专家授课占主导的课程结构；在导师配备上，可以实现“学术+行业”双导师模式，以此深化和丰富产教融合培养模式。
二是聚焦跨领域解决问题，开展学科交叉的科研训练。在出版专业博士培养中融入学科交叉点科研训练，可以提高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拓宽其研究视野，使其更好地掌握前沿技术，将其打造成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针对行业发展的时代重要命题与行业日益凸显的关键问题，跨学科科研训练更加注重建立起多学科间的联系，进一步推进出版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结合，促进数智化浪潮下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跨学科交叉训练在未来将持续为博士生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赋能，也使人才培养进一步与出版行业实际需求相适配，持续为行业输送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在学科交叉科研训练实践领域，北京印刷学院构建了以出版学科为核心，以新闻传播学、设计学、轻工技术与工程等学科为支撑的学科矩阵，启动了“交叉学科创新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国际课程项目，引进国际知名高水平优质课程资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博士生的培养体系，进一步拓展出版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视野，以多元化学习、国内外学术深度交流合作的方式，持续体现学科交叉与资源优化配置。中国传媒大学拥有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借助强大的平台能力，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积极探索新研究方向与技术新应用，为学科交叉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源，为学界和业界的创新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指向型方案。
三是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提供具有“行业+学科”属性的社会服务。通过社会服务，推动出版专业博士专业技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促进跨学科研究，提升出版行业的服务水平和影响力。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的社会服务中的多领域视角，针对教育领域的教育服务数智化，对于出版业提出了持续产出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资源和服务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优化教育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实现教育资源供给与质量的双重提升；针对文化领域的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出版业充分利用技术赋能，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丰富文化产品形态，提升文化服务的互动性和体验感，切实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版业以政策为导向，为政策的制定、推进提供“智”的引导，持续推进公共信息服务产品建设，切实解决实际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在社会服务的实践领域，博士培养单位应开展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与教学，聚焦出版业服务大局的能力提升，满足读者学习阅读需求的新提升。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服务实践与教学科研的准确结合，为国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先导性作用，使出版“行业+学科”得到广泛诠释。
新时代背景下，出版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培养适应国家重大需求的高层次出版人才，是出版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术共同体、专门机构、师资队伍、科研平台和社会服务是出版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加强学科共建、设立出版学院（研究院）、引进高水平师资、搭建科研平台、开展社会服务，可以推动出版学科建设，为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提供坚实基础。
满足出版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探索产教融合的创新路径、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协同体系是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目标。培养适应行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是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核心任务。中国特色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典型路径包括产教融合的教学方式、学科交叉的科研训练、聚焦需求的社会服务，这也是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育人、学科交叉融合等方式，提升出版专业博士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可以培养适应新时代出版行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展望未来，出版专业博士培养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出版专业人才；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为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提供科研支撑；加强社会服务，提升出版专业博士的社会服务能力。
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通过培养适应国家重大需求的高层次出版人才，可以推动出版学科发展，提升出版业竞争力，为建成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