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数字出版研究》2023年第4期。

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通常也是思想争鸣和学术繁荣的时期，见证了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的诞生和碰撞。出版正在经历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或者转型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一方面造成一些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另一方面也带来无穷的机遇和想象。在这场出版变局之中，数字出版无疑是焦点之一。

应运于数字化的时代潮流和出版学科的蓬勃发展，《数字出版研究》伴随着一种看似矛盾的关系——以纸媒话数字——诞生，在探索中顺利完成了首个自然年的出版工作。数字出版天然地带有科学理性和人文气质，既有精致量化的严谨，又挟个体经验的反身性，让这本刊物在学术性以外，平添了几分可读性。《数字出版研究》开放办刊，承载着产学研用各界的共同志趣。创刊以来，刊物获得了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坚定了我们持续办好刊物、服务学术和产业的初心。

作为研究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定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研究》的价值。从出版研究的视角出发，我们便能定位数字出版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变革，对新理论的呼声不断高涨。数字出版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很大程度上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研究景观。另一方面，出版的学科化建设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出版研究作为支撑出版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价值愈加凸显。作为出版研究领域里极具活力和空间的板块，数字出版从出版出发，不断叩问和探索学科边界，为出版研究发掘、引入了大量新的理论、方法与对象。

更进一步地，如果将数字出版研究置入开放研究场域，则别开天地。如何将数字出版研究置入开放研究场域？我们的理解是，数字提供了理解出版的新的尺度，延长了归纳出版经验的历史脉络，创造了实践改革与理论更新的窗口。在方法论层面，要建立这种认知：将“数字”作为变革期出版研究的抓手，即“数字”作为历史变量或者新常量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将数字出版作为解释世界的一种视角和工具。数字时代的出版研究者应该有一种学术自觉，要超越将“数字”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背景，或者稍进一步，将其作为一类基础性的材料；我们要做的是，深刻理解“数字”之于出版范式转型的有机建构，包括对出版的基础设施、关系网络、运行逻辑等的重构，横向上推动“数字”从边缘走向中心，纵向上提升“数字”从低维跃至高维。如果试图与刊名做些有趣的勾连，大概可认为：数字是方法，出版是对象，研究是指向。

以数字为方法的出版研究，如何切入和观照学术问题？总体上应该遵循“三个连结”，即：出版研究与产业的连结、与社会的连结、与文明的连结。要始终思考我们的研究，如何回归出版实践、如何关联社会发展、如何置入文明进程。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提出，“时代创造技术，技术也创造着时代”。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以“数字”为方法，建立起出版实践—社会发展—文明进程三者的互构模型，形成有效的诠释框架。以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议题为例。当数字时代逐渐步入智能阶段，人类社会迎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AIGC导致的对出版元叙事——如与知识生产相关的知识本体概念、知识生产主体、知识权属、把关人等——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的背景下，必须重新思考人—机关系以及人类—知识—传播的关系，包括个体的创造力、想象力与职业生存，人际交往的隐私安全，出版产业的价值创造与转化机制，信息格差与知识鸿沟的缩小，知识驱动的社会再生产模式重构，人类的主体性、定位与价值，数据世界的价值观对齐，文化多样性的保持，文明交流的动机与活力，等等。这些既是前沿问题的开拓性研究，何尝不是对经典问题的再审视？

追求真理以推动社会发展，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学术期刊为学术研究服务，我们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体现为策划力、评价力和传播力，这也锚定了我们的理念和追求。《数字出版研究》致力于将“数字”作为研究出版乃至理解时代的方法：发掘议题，记录数字时代光影；交叉研究，捕捉创新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