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发于：出版发行研究 . 2025 (0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出版作为大众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能力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主体之一。
对于这一研究主题，学界从多个角度展开了讨论，为理解和推动中国出版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多样的视角。归结起来，既有研究反映出三个较突出的聚类：一是呈现出明显的案例性特征。它们往往以特定的个案为基础展开分析，虽然能够生动展现具体出版实践中的细节与经验，但材料属性更强，缺乏对普遍规律的深入挖掘与提炼，难以形成具有广泛适用性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一定程度上，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方式限制了对中国出版业国际传播现象本质的理解。二是表现出较强的经验性色彩。许多研究从政策出发，依据现实政策导向进行解读与分析，在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具有一定价值。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这些研究往往难以深入阐释出版国际传播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三是着重关注某个具体的环节或领域。此类研究聚焦于中国出版业国际传播中的某一具体方面，如版权贸易、海外市场推广策略等，在特定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虽然这种研究方式有助于深化对局部问题的认识，但却容易忽视出版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导致研究视野相对狭窄，难以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全貌。基于此，本文尝试在理论支撑的前提下，紧密结合出版行业的实践情况，构建起一套系统的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框架。通过整合性的视角，全面审视各个业务能力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协同作用，探寻它们在提升中国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过程中的综合效能。
一、文化间传播视角下的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再审视
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是出版领域中的国际传播能力聚焦，有研究者将其界定为“文化等传播信息通过出版活动的不同传播方式将文化信息传播出去而表现的能力”[1]。与此同时，它与出版走出去有着内在联系。有研究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强调出版走出去的实质是一种政策导向，而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则是“一个国家通过出版传媒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传播的能力，蕴含着控制、合作、适应三个主题”，并将其内容具体化为“编辑策划与创新能力、版权交易能力、推广与营销能力、受众服务能力”[2]。
出版国际传播同样包括编码与解码过程，这内在地规定了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要素构成。出版在国际传播中是信息编码者，要依据目标受众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对内容进行有效编码，如选择合适主题、叙事结构和表现形式；出版国际传播要关注受众解码情况，通过市场调研、读者反馈等了解受众对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据此调整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就概念界定而言，出版国际传播能力与文化间传播能力一样，都是由知识(传播所必需的信息和行为的认知和理解)、动机(传播行为连带的一系列情感、意图、需求和内在动力)、技能(实际传播语境下有效和适宜的行为)三大要素构成且相辅相成。[3]目前，学界普遍讨论的能力要素是技能，这与出版业的实践属性有着密切关联。为了与既有研究成果有更好的对话空间，本文所指涉的核心要素仍然是技能，故而出版国际传播能力主要是一种对外传播的业务技能，只不过其传播形式限定在了出版这一具体传媒实践中。当下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动机已成为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提升实践层面的技能时，知识层面的深入认知是其基础前提。在既有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界定的业务范畴中，可以再讨论的是“编辑策划与创新能力”和“版权交易能力”的交叉性问题，以及“受众服务能力”在对外传播之中的操作性问题。就前者而言，版权交易在业务实践中通常处于上游并与选题策划存在交叉，是选题策划环节的重要内容。就“受众服务能力”而言，当下我国的整体国际传播实践在受众服务领域有待优化；出版实践作为一种以知识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行为，在对异域读者进行传播时，其受众服务能力同样会受到语言转换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着各种困难；因此在提升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时，该内容维度的实际操作性在目前的出版环境下仍有一定难度。为此，笔者更倾向于将“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主体维度与出版业务流程对标，将其具体化为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推广与营销能力三个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其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国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动机)。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在出版业务实践中归纳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经验模式(知识)，再加以针对性的优化改进(技能)，从而实现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即在解决效率的基础上提升效能。在此逻辑下，笔者通过对既有研究文献和行业实践观察，提出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可以从公共产品、跨文化对话、合作出版三方面展开(见图1)。这三个方面紧密交织、协同发力，构建起稳固且高效的传播架构，共同驱动出版国际传播能力从区域传播效率迈向全球知识共享的理念升维与模式升级。
图1 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要素
二、区域传播效率驱动下的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
在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使命驱动下，我国的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区域传播效率问题。区域传播效率是出版国际传播迈向全球知识共享的关键基石，其核心在于精准、高效地将承载中国文化与知识的出版产品送达国际受众视野，为后续深度交流奠定基础。公共产品、跨文化对话、合作出版共同构成了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体知识，其中公共产品凭借精准选题策划，挖掘具有人类共通价值且彰显中国特色的题材，降低传播阻力；跨文化对话以编辑加工环节为依托，优化思想表达，提升内容接受度与影响力，为出版产品注入跨文化传播活力；合作出版则借渠道拓展与资源置换，突破传播阻碍，构建传播桥梁。在这一体系中，跨文化对话能力占据核心位置，是国际传播在出版领域核心业务能力的具体表现。
(一)公共产品：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内容选择
传播内容的可通约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效果，即拥有广泛受众基础的传播产品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的传播阻力越小，越容易触达受众并获得较好的受众反馈。纵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实践，在内容结构上有着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满足他者好奇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内容的选题，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作出版最多的出版物就是自然风光类选题；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这两个倾向分别代表着独特主义和通用主义的国际传播发展方向。就国际传播效率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在国际受众群体中的接受度更高，因为这些公共产品的可沟通性基础更强，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其接受门槛也较低，且可有效避免“文化折扣”现象。
我国的国际传播经过长期的积累发展，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了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转变过程。[4]寻求共同话语的这种国际传播需求，决定了中国出版在进行国际传播时首先考虑的是产品供给是否匹配国际受众的需求。作为文化产品的出版物在国际传播中，与其他产品一样，能够满足最大公约数受众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才是最容易触达受众心智的产品。面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作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影响力逐步上升的国家，应从自身国家利益与实际能力出发，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共同应对全球挑战。[5]在诸多国际公共产品中，不仅有各种实体社会服务，还涉及各种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面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图书既是重要的直接产品对象，又是各种公共产品的媒介形式。因此，传播者需要在出版的选题策划环节中具备精准的产品识别能力，在众多选题中组织策划出具有较强通用性的公共产品。
在推进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国内的出版机构一直十分重视组织策划公共议题较为浓厚的选题进行对外传播。早在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走出去战略之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系列出版扶持项目得以实施。在这些出版扶持项目的产品结构中，对公共产品选题策划能力的重视得到了直观的印证。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为例，其图书产品类型结构有着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尤其是在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中。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大学出版社出版物在内容上具有偏向学术研究、语言教育及技术应用的国际公共产品特质，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智能电力系统与智能电网》《电磁无损检测新技术》《洁净煤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冲击动力学》等技术应用类图书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新概念汉语》《汉语风》《新实用汉语课本》等语言文字类图书。[6]这些公共产品的国际传播有效地减少了海外受众在阅读接受中的“文化折扣”，对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有着直接推动作用。此外，近年来网络文学快速发展，其内容取材广泛，多角度反映中华文化，被称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成为数字时代新的文化景观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学在加大作品输出的同时，更注重精品化、本土化、差异化作品的打造；培育更专业化的海外传播队伍；各产品形态之间的联动不断增强，用一个IP带动更多种类的文化形式“出海”，使数字阅读成为新时代展现中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一种重要符号和表现形式。[7]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着诸多复杂挑战，必须充分关注和评估政治、意识形态等深层次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公共议题往往具有广泛的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共议题的认知与态度深受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环保议题为例，在部分西方国家，受其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影响，一些势力会利用环保话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试图抹黑中国发展模式。若国内出版机构策划相关选题时未考虑到这一背景，单纯从技术或理论层面阐述中国环保成果，可能会被西方别有用心者歪曲解读，引发负面舆论。在策划国际公共议题相关选题时，出版机构需要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政治格局和主流意识形态倾向。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陷入对方预设的话语陷阱。同时，要注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挖掘公共议题中具有普适价值的内容，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理解与认同。通过谨慎评估风险、巧妙策划选题，让中国出版在国际公共议题传播中发出理性、建设性的声音，既传播中国智慧，又避免因政治、意识形态冲突而阻碍传播进程。
(二)跨文化对话：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增强剂
做好中外出版交流和推动文明互鉴，离不开优质的出版物作为沟通媒介。优质的跨文化传播出版物，不仅需要优秀的翻译者，同样需要优秀的编辑出版者。编辑加工质量作为出版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推进文化交流、提升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编辑加工质量在提升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时主要体现在编辑出版者的跨文化对话能力方面。在以“英文语言，中国表达”为主的出版国际传播模式中，还存在缺少内容编辑的精加工和国际思维方式的国际表达等问题，故而很难形成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8]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出版国际传播中缺乏跨文化对话能力导致的国际传播效果不佳。
作为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要影响因素的文化差异，是文化隔阂和出版物接受效果不佳的根由。在保障跨文化出版物质量时，编辑出版者可以根据“文化融合理论”的理念寻求中外文化间共有的语义视域以消解文化隔阂，[9]用以改善跨文化对话的能力。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在编辑加工环节中离不开编辑出版者的跨文化对话能力，即需要在“中国文化，国际表达”的出版理念下，采用符合国际受众文化偏好的叙事策略，来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可接受的产品内容。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病毒病毒快走开》是一部以卡通形象“恐龙小不点”讲述病毒防护知识的儿童读物。在该书外文版的编辑加工过程中，编辑在“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信任对方的专业能力”的理念下，将原作的翻译文本发送给海外编辑团队后，“海外编辑即刻对其进行了内容方面的本土化改写。包括对全文进行了更符合英语国家语言表述习惯的改写，例如一些小恐龙的名字、点心等的表述，并对句型、语序、用词、标点等进行了调整，使得整篇文本读起来更地道，成为符合英、澳等地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原汁原味的英语作品”[10]。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开发的“AI小语”，能够自动根据用户关心的内容进行跨库分析，输出答案，对于复杂的术语或概念，如“天人合一”，AI小语能够结合多个术语库的内容，为全球用户提供全面、深入的解读。通过数字化平台，借助大模型本身的多语言能力，AI小语能够触及全球更多用户，扩大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范围，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11]
在内容的精细化加工中，国内的方正智慧出版云服务平台支持行业不规范术语的检查，对政治性话语表述的准确性检查能够有效降低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政治性风险；蜜度科技利用先进的多语言校对(MLC)、自然语言处理(NLP)、跨模态检索(CMR)等技术，提供智能检索、智能校对、智能生成三大核心应用，能够广泛赋能出版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编辑加工的效率并保障了其内容编辑加工质量，从而提升了出版物的国际传播效率。
(三)合作出版：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渠道保障
渠道是影响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虽然国内出版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出版发行渠道，但作为他者的传播主体仍面临着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限制，因此渠道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为了更好地解决渠道建设问题，国家层面、行业协会以及出版机构都在努力。在国家层面上，由出版管理部门牵头与相应国际传播对象国签订相应的合作备忘录。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积极地进行对外交流，并与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印度、越南、科威特、斯里兰卡、克罗地亚、伊朗、塞舌尔等国家的出版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出版集团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12]。在行业协会层面上，成立了相应的国际出版合作机构用以服务相应的合作项目。例如，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领导下于1988年在北京成立了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在出版企业层面，各大出版社积极携手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探索版权输出之外的新型合作模式，以及进行海外资本布局建设出版发行网络。
整体而言，合作出版是突破西方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限制和在突发不可抗力环境中畅通出版发行渠道的有效举措。故而国际合作出版一直以来都是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它以出版资源置换的实质，通过市场驱动的方式，充分调用目标对象国的传播渠道和营销推广资源，来实现出版物的借力传播，从而保障中国故事、中国知识、中国方案能够有效触达海外读者群体。为此，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当下，出版业应坚持文化交流的初心，探索合作出版的多元化模式；坚守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强化国际合作出版的稳定性，为实现文明互鉴和文化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三、全球知识共享视域下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效能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深化与国际出版格局演变，区域传播效率积累为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升华提供基础，全球知识共享跃升为核心诉求与必然发展趋向。全球知识共享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人之间，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平台，将知识进行传播、交流、分享和利用，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知识资源跨境流动的生动体现，也是对外交往互信、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科技创新等的内在要求。1981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正式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窗口，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知识共享中引进来的积极作为。当前，从现实需求出发，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更加重要的方面。作为国际传播能力在出版领域的聚焦，出版实践的知识特性决定了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性功能是推动中国知识的全球共享。如果说传播效率解决的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问题，那么传播效能则是解决中国出版走进去和实现传播效果稳定性的问题。就此，在提升中国知识的区域传播效率的基础上，还需要立足于其知识传播的关键特质，将其升级为公共知识服务产品选题策划能力、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能力、国际合作出版平台创建能力，用以提升其传播效能，实现全球知识共享的传播功效，并在这种知识共享中推动中国方案在全球范围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见图2)。
图2 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效能提升模型
(一)从公共产品到公共知识服务产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播生态有着巨大的变革作用，尤其是传播内容产品结构与形态会直接影响到其传播效果的发挥。故而，在具备良好公共产品的策划能力时，编辑出版者要想实现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进一步飞跃，还需要将其创新升级为公共知识服务产品的策划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选择符合目标对象国家受众所需的知识服务产品是一个重点工作内容。为此，出版主体的策划人员需根据目标对象国的知识产品结构进行分析，并与既有的“中国方案”对接从而进行综合性决策。在这一过程中，出版企业需与目标对象国的相应出版机构进行跨文化沟通，在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参与选题决策。与此同时，内容结构上需要适当地从科学技术类出版物逐步转向人文社科和文化思想类出版物，从而形成一种二元平衡的知识服务产品结构版图。国际公共知识服务产品结构的调整是国际传播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举措，也是提升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数据库出版物是数字时代出版领域中的特定知识服务产品，数据库建设事关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13]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出版实践对象。我国将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将中华文化资源进行集聚，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和源泉，[14]对于数据库产品的发展具有战略引领意义，对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基础设施层面的意义。中国出版企业在进行知识服务时，不仅积极地拓展国内市场，还积极地将数据库出版物进行国际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都在推进数据库出版物的走出去。[15]例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AI多语学术资源库”，依托自身学术资源优势和数字出版能力优势，精选已出版的中国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基于新译科技的神经网络智能翻译引擎，将内容翻译为适合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群体浏览的多语种版本，推动优秀学术成果更大规模、更及时地向海外传播，为提升学术话语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助力。[16]这些作为知识服务产品的数据库，尤其是科技类出版社所研发的数据库出版物同样具有浓厚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此同时，具有中国特色且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研发的皮书数据库在海外有着较高的受众接受度。整体上，这些数据库出版物因其数字化的交互性、便捷性、视听性等传播优势，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其技术赋能更容易拉近海外受众的心理距离并获得认可，从而有助于海外受众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因此编辑出版者需要对公共知识服务产品的选题策划能力加以重视，并将其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载体。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服务的产品形态不断蜕变，为出版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2025年初，DeepSeek以其低成本和突出能力而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国内出版机构也快速响应。例如，深圳出版集团携手腾讯云成功部署的DeepSeek大模型，凭借其强大的推理能力和高效算法，在智能问答、客户服务、活动策划等多个业务场景中展现出显著优势，[17]基于出版业长期积累的权威知识，构建可信的垂类知识服务平台将成为出版业新的竞争赛道，也将成为出版走出去新的重要产品样态。此外，基于聊天机器人的阅读平台正在成为资本追捧的宠儿，基于国内语料训练的聊天机器人作为出海新渠道，具有传播中国文化的巨大潜力。
(二)从跨文化对话到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
编辑出版人员在具备良好的跨文化对话能力时，要想实现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进一步飞跃，还需要将其具化为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能力。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进行互动。出版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集合体，承载着特定的意义。出版国际传播时，编辑出版者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符号意义的解读差异。在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的指导下，对出版物中的符号进行合理编码，确保信息准确传达，才能实现有效的文化传播。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间传播能力，通过出版物跨越文化边界传递信息。在国际出版中，出版者与海外受众处于不同文化系统，需要借助跨文化对话和间性思维，搭建文化沟通桥梁，减少文化误解，实现知识共享。文化普遍价值的存在，使得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间性，致使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文化对话间性空间。[18]要想更好地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版权经理、责任编辑等传播主体需要具备良好的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能力，在同构与濡化中建构其间性空间，从而实现良好的中外沟通效果。在加强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时，编辑出版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方面的能力。
一是具备扎实的文化共情能力。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受限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并非所有的出版机构都能像《文史哲》编辑部一样可以充分借助既有的资源禀赋来组建“一支主要由攻读汉学硕士、博士的海外人士构成的翻译队伍”，用以调制出“国际化口味”的学术出版物。[19]与此同时，借助“他者之口”来讲述中国故事虽然有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但将内容转述和阐释权转让或寄托于他人并不符合国际传播的内在规律，也不利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决定了编辑出版者在国际传播时需要良好的文化共情能力来将既有的中文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或是策划出更适合国外受众接受的内容议题。文化共情能力特指在跨文化间的共情能力，需要编辑出版者在不同的文化熏陶下有较好的跨文化思维切换能力。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深入发展，海外归国人才的日益增加以及出版人才对外交流培训的常态化，这种文化共情能力的提升在客观上已经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二是具备将编辑、翻译、创作进行会通与整合的“编、译、创”能力。回顾自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可发现，林语堂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曾大放异彩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为此，目前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林语堂这样能够对编、译、创进行会通与整合并能凸显“中国腔调”的跨文化传播人才，[20]来提升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出版的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因此文化产品的编辑加工者需要一定的翻译功底用以核校译者提交的文本，并在文化共情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它们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互依存的，其中创造性转化的能力尤为关键，需要在中西文化相互濡化的过程中具有高超的异质同构能力，即在共情的基础上通过差异化的文化特质进行“嫁接”，形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趣味，从而满足目标文化受众的心理预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对于西方跨国媒体的中国雇员的研究能够提供较好的参照。西方跨国媒体的中国雇员(外媒记者的中文助理)在中外媒介信息和文化方面发挥的跨文化“转译者”和文化协商作用，他们更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即“强调翻译要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异域特征的存在，致力于将不懂原作语言的读者带向作品，积极再现原作者的意图，保留原作品的精神”，在存异的基础上展开跨文化的对话与调解。[21]出版业中的编辑加工者在编辑加工和内容核校时，同样可在异化翻译策略中创造性转化相应文本内容，用以在中西沟通交流中塑造文化的自我认同。此外，人工智能工具在翻译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开发自主可控且融入出版主体的价值导向的翻译工具，有助于实现转译的提质增效。
(三)从合作出版到国际合作出版平台建设
在具备良好的资源置换/合作出版能力时，要想实现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进一步飞跃，还需要将其拓展为国际合作出版平台建设能力。合作出版向国际合作出版平台构建拓展，以应对全球出版生态变革挑战，打破资源流通壁垒、优化配置，强化中方主导，精准布局传播策略、整合多主体资源、创新渠道架构，集世界知识精华，实现全球知识共享格局下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影响力质的飞跃，推动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全球传播与认同。当前，诸多出版机构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均已积极建设共享型国际化出版平台。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艺术之桥”平台正是国际合作出版平台建设的典型案例。通过两次成功的海外收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由“艺术之桥”项目开启了国际化品牌发展之路，在国内领先建成具有全球产业链的跨国出版平台，持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一批中国优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成功带入了国际大众的视野之中，徐冰、张永和、朱赢椿等的作品的输出与传播，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在世界的面前。[22]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国际合作出版大多是主客体双方共同搭建，中方虽有主导性但并没有占据优势地位，话语权仍有待提升。
在平台建设方面，一些优秀案例开始涌现。五洲传播出版社瞄准阿拉伯和拉美地区缺少有实力的数字阅读平台的市场空白，推出了that's books平台，在运营数据和传播效果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该平台西语APP下载量达到52万，用户覆盖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国家；阿拉伯语APP下载量超过640万，用户遍及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在阿拉伯本地数字阅读平台的排行榜位居第2名。[2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出版界借此打造了相应的国际合作出版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2019年改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目前合作体成员几乎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一国际出版合作平台之中，国内出版企业的国际传播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并产出诸多经典案例。中国出版集团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合作时，坚持“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的指导思想，将独特的中国方案加以提炼，并用对象国语言以及国际合作平台来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方案。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运营的“伦敦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运营的“意大利中国馆项目”、接力出版社运营的“中国-东盟童书合作计划”、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运营的“移动的中国书架”等，都是通过国际合作出版平台来达到资源置换优化营销推广的目的，从而提升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具体体现。
整体而言，虽然由我国牵头搭建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体影响力日益增强，但这样的成功案例仍有待进一步增加。为此，出版机构在进行国际传播时，还需要积极发挥能动性，牵头构建更多更大的国际合作出版平台，积极营造融合共赢的出版集群产业生态。[24]在运营管理上，采用分布式模式，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平台运营，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提高运营效率和本地化服务水平。此外，平台要让世界范围的地方性知识得以汇聚并实现全球共享的传播效果，突出文化融合与知识共享的特色：一方面，注重将中国优秀文化与国际多元文化深度融合，在内容呈现上，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内容，吸引全球读者；另一方面，强化知识共享功能，不仅传播中国知识，也鼓励国际知识的交流互鉴，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知识共享生态系统，以此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四、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离不开文明交流互鉴，出版尤其是国际出版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之际，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成为新形势下出版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点工作。公共产品、跨文化对话、合作出版是出版企业建设出版国际传播能力的三个主体维度及其知识基础，在提升走出去区域传播效率的基础上，出版从业者还需要将其进行升级迭代为公共知识服务产品策划能力、跨文化对话间性思维能力、国际合作出版平台创建能力，用以实现全球知识共享和传播效能的提升，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