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发于：出版发行研究 . 2025 (07)

       学界通常认为，我国出版教育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但实际上在1930年前后我国出版教育的萌芽便已出现并得到了一定发展。在此期间，中国涌现出了 一批专门的出版教育机构，如上海图书学校、上海斯高学校、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等。其中，于1934年创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则是我国最早开办、最有代表性的出版专科学校。它为出版业、图书馆等培养中高级实用专门人才，实行了先进的工读制度、校企结合、中外联合教育等培养方式，是中国近代出版专科教育的先行者与开拓者。

一、创办缘起

       中国虽是印刷技术的源头，但自印刷出版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以后，中国印刷出版事业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随着西方现代印刷出版机构在中国的不断建立和运营，当时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国印刷出版事业落后这一事实并积极寻求改变。特别是1928至1937年，中国社会进入短暂的相对稳定期，为出版业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民族出版业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通过创办出版社来谋求行业进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大批民营出版社纷纷涌现；另一部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认为，我国近代落后的出版教育是限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振兴出版业[]。

       事实上，建立专门的出版学校不仅迎合当时出版业发展需要，而且符合当时教育改革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中国现代出版机构刚刚建立，在生产技术、组织加工、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缺乏可用的社会人才。出版业界呈现出人才匮乏的局面，而建立专门的出版教育机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出版专科学校能够基于出版行业发展实情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培养相关出版人才，满足出版业发展需求，进而推动中国出版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改革旧有教育体制的呼声日益渐涨，发展实用型教育成为焦点。改革倡议者认为必须普遍地采用工读制度，令一般读书人也学习专门的技能，使“工”与“读”打成一片，如此，工业方能发展，教育才能进步。在此呼声下，1934年7月，国家颁布施行生产教育、主张半工半读的令文[]。开办专门的出版教育机构，向社会广泛招生，分门别类，传授专业的出版知识与印刷技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对新式教育的有力支持和积极践行。

       由此，在印刷出版人才匮乏和施行工读新式教育的社会大背景下，上海图书学校应运而生。1933年，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日内瓦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1934年在上海建立分馆。同年，世界书局因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财务危机，总经理沈知方向当时对出版事业颇感兴趣的李石曾求助，李石曾以世界社预备投资代表团名义，与世界书局签订投资合同，入股控制了遭遇财产危机的世界书局。

       与此同时，为了向国际图书馆和世界书局输送印刷出版人才，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几位创办者经过缜密的考察计划，在教育部、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的共同努力下，于1934年夏天正式成立了上海图书学校。由崔竹溪任校长，徐昨愚任教务主任，李石曾、吴稚晖等为校董，经费由教育部补助。校址定于上海市杨树浦龙江路225号龙江大楼（原世界书局厂房）。校舍高四层，一楼为办公室和印刷工厂，二楼为餐厅、游艺室、储藏室、保管室等，三楼为图书馆、教室、礼堂等，四楼为宿舍、洗衣间、病房等[]。

       上海图书学校每年在校生约五六十人，在学生最多的1936年达到八十余人，最大生源地是河北和浙江两省[]。招生分初中和高中毕业两种程度，初中毕业者入校学习六年以上，高中毕业者入校学习三年以上，完成学业要求后颁发工读毕业证书。从其校名来看，不同于商务印书馆1909年为馆内培养学徒创办的商业补习学校，它的目的是面向整个上海的出版业及相关领域培养其需要的各种人才。

二、教育特色

       就其出版教育特色而言，工读教育、德才并育、学生自我管理是上海图书学校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一方面，上海图书学校以“工作与学术互参并进之方法，造就经验智识平均发展之文化实用人才”为宗旨，实施以“即工即学”为校训的新教育。另一方面，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外，学校还尤为注重学生的品行操守培养。既要培养锻炼学生过硬的专业技能，又要培育健全的人格，积极践行德才并举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上海图书学校极为重视学生的自我提升，着力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校内设立“进修会”，负责日常生活起居、举办各种活动、调解学生日常矛盾等，特别是学生的日常规章制度多出自该组织之手，可见其学生自治水平之高。

（一）一以贯之的工读教育

       上海图书学校采用半工半读制的培养模式，从课程设置到专业实习一以贯之。学校每天上午上课四小时，下午实习或工作，安排极为充实。为防止学生因过度疲劳而影响学业，该校在工作时间设置上牢牢遵循合理适度原则，紧密贴合教育学的规律。该校出版科工读生郭宗晞在其回忆学校生活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生活军纪化、简单化，半工半读，半日做工，半日读书，晚间一睡，香甜入梦乡，真有说不出的愉快。或者在旁观者以为我们是太苦了，然而工读生却甘之若饴。[]”

       课程设置方面，上海图书学校的专业分为四科，即图书科、出版科、印制科和组织科，各科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图书学校各科课程表[]

课程 类别	图书科 （修业年限六年）	出版科 （修业年限六年）	印制科 （修业年限三年）	组织科 （修业年限三年）
图书馆学 课程	图书馆学、选购、登记、编目、分类、拣字、索引、保管、版本、校勘、参考、书史、目录、设备、行政、打字、会计、统计、编译	图书馆学、编目、分类、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学、编目、分类、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学、编目、分类、图书馆管理
制版类 课程	制版、排校、石印、铅印、装订	制底、制版、排校、石印、铅印、装订、	中排、西排、石印、铸字（刻字、铜模、浇字）、浇胶、浇版、装订、制版（纸版、电版、锌版、铜版、三色版）、铁工	排校、制版、石印、铅印、装订
基础、通识 课程	国文、法文、英文、哲学史、社会科学概要、自然科学概要、应用科学概要、艺术概要、文学概要、史地、文史、金石学概要	国文、法文、英文、史地	国文、法文、英文、社会、史地	国文、法文、英文、政治概论、经济概论、法学概论
专业课程	应用文	成本会计、广告学、实用法令、编译、校订		簿记、会计、统计、速记、打字、实用法令、公牍概论、行政组织、工商管理、
艺术类 课程	摄影、书法、图画、雕刻	书法、图画、摄影、美术研究	书法、图画	——

 

       从上述专业课程表可以看出，上海图书学校秉持“半工半读”的教育理念，服务于印刷出版业的生产与建设，在课程设置上凸显实用性原则，同时也配有相应的基础理论课程，实现印刷出版教育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此外，学校极为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国文、英文与法文是所有专业学生的通识课程。语言是重要的工具，掌握多种语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译介能力，满足当时我国社会对西方书籍翻译与传播的需要，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印刷出版综合能力，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专业实习方面，上海图书学校分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内容包括：普通工作如洒扫、洗涤、整理杂物等，专门工作如文书、会计、登记、编目、分类、索引、编译、出版、营业等。学校内除教室、食堂、办公室外，图书阅览室、消费合作社、学生洗衣室等各处工作均由学生自己分任，因此学校雇佣的职员极少，全校仅有两名校工。[3]

       根据各科的专业特点，校外实习场所有所不同。图书科的校外实习场所主要在中国国际图书馆的上海分馆，出版、印制两科的校外实习场所主要在世界书局。组织科的实习安排则比较灵活，学生可在上述两个机构或其他合适的机构实习。

       除此之外，学校还为学生安排了丰富多样的校外参观活动，如参观康元制罐厂、四川民生公司民权轮等。

       在国内实习之外，部分优秀学生还有机会前往日内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继续工读。据陈树义同学的记载，前往日内瓦的工读生主要在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总务部和中文部工作。总务部的工作内容包括：信件收发、归档、登记、书籍出纳、邮借翻译、校对、杂志报纸管理、打字、油印、写蜡纸、包装书籍、开搬书箱、铅印、杂务、铜版保存、接待参观等。中文部的工作内容包括：中文书登记、分类卡片、登记卡片、贴书号、打号码、抄书本目录、排书架等。[]可见，上海图书学校的工读生有效缓解了国际图书馆早期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这与学校创立之处的目的吻合，同时与在校期间所学课程相结合，对于培养学生自身的实践能力也大有裨益。

（二）始终如一的德才并育

       蔡元培曾对上海图书学校校训这样阐述道：“对于‘即工即学’的‘学’，我以为并不是专学一种技能就算了事，比技能更重要的，即为完全的人格。将来我们在社会上服务，必须具有这种完全的人格和不屈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成功。[]”而上海图书学校在实际办学过程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在锻炼学生过硬专业技能的同时，毫不放松对学生人格的涵养。

       《上海图书学校招考工读生简章》明确规定：“入学时新生需缴纳保证金二十元，到校注册后如果学校发现该生品行不良，会将保证金作为路费将学生遣送回家。在校时学生不能随意退学，如自动退学，须赔偿学校每月损失二十五元，因过被开除者也是一样。在校期间学生不许订婚、结婚，否则当作自动退学处理。”[]可见，品行是该校对入学学生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

       在校内生活方面，为了养成学生独立自主的习惯，校内个人生活的一切操作，都由同学们自己担任。在纪律方面实施军队化管理，以避免学生们蹈其他普通学校的覆辙。宿舍卫生军队化管理：要求室内整洁，床铺被单叠放整齐。学校作息时间同样采用军队化管理：全校从校长到学生和校工，均每日早五点起床，五点五十分由军事教官率领同学们赴江滨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拳术一小时，六点四十五早勤，七点十五分早饭，七点三十分自修，八点三十分到十一点四十五上课，十二点午餐，十二点四十五游艺阅览、合作社营业，下午一点到五点实习工作，五点到五点五十分洗漱沐浴，六点晚餐，七点游艺阅览，八点五十五分自修，九点十分就寝。[]

       校长和教职工与同学们吃同样的食堂伙食，碗筷也是各人自己清洗，学校各处房间由学生自行打扫，卫生良好，清洁整齐，一切井然有序，甚至比其他有很多校工的学校还要整洁。学校领导十分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认为“身体健康与一生的幸福有密切的关系[]”，时常叮嘱青年人应该保养身体，避免不良习惯，注意饮食和身体寒暖，并且鼓励同学们多进行体育锻炼，因此学校不仅大楼旁有一个大操场供同学们运动，还大力推广“太极操”等体育项目。

       在学业成绩方面，上海图书学校也尤为重视德行方面的考核。1934年时，为初中学历的学生设立为期一年的预备班。预备班以“训练青年刻苦耐劳，勤修中西文字，增进各科常识，养成健全人格，预备升入该校图书、出版或印制科”为宗旨[]，明确提出了“增进各科常识，养成健全人格”的双重培养目标。1937年，学校预科制度有所变化，每名学生入校后均须先在“训练班”训练六个月，使其生活纪律化，然后根据每个人性格所近，分别入各科修业。如果于训练班修习完毕后，程度仍然较差，则先入“补习科”补习一年，再升入其他科。这些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行操守，培养出德才并重，德才并具的行业人才。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海图书学校还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成绩管理制度，其中的品行成绩是重要的指标。该校的毕业要求为：需修满学校所规定的课程和实习，品行良好且每门成绩达到七十分以上，否则不予毕业。学生的学习成绩还与毕业后的任职紧密联系，根据每个人的品行成绩不同，毕业生将分别被送往国内外不同的合作机构就业。[]

（三）高水平的学生自我管理

       在五四运动前后，美国的“学生自治会”制度被引入中国校园，引起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热潮。上海图书学校便设有“进修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日常生活起居、举办各种活动等，类似于如今大学的“学生会”。与现在的学生会有所不同的是，上海图书学校的学生自治水平较高，日常规章制度大多都是由进修会制定的。

       进修会下设的消费合作社（即学校超市），实行共信制度，相当于“无人售货超市”。凡是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品，学生皆可自取，取完商品后在登记簿上登记自己所消费的商品价格即可，每日结算一次。为杜绝同学们之间发生争端，进修会礼仪组在食堂设立“和美堂”，备有和美餐具四副，如有同学发生矛盾，就让他们在和美堂一起进餐，以促进同学间的和睦。进修会研究组为了使同学辨明字义，在每天饭前会提出二字解释，以增进同学们的学识。研究组为了增加同学们的读书兴趣，还曾发起过读书运动[]。可见当时的校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1935年，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先生到上海图书学校讲演时，十分赞赏这种“共信制度”。他说：“本人见到贵校消费合作社，是采用共信制度的，是注重信用的。其实‘信用’这两个字，就是行动。行动不好，就是信用不好，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信用。闻贵校共信制度的消费合作社，实行以来，未有丝毫错误发生，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知道诸同学行动的一斑。更可以由此知道诸位是受过良好的训练的。”[]

       为了使同学之间能够互相鼓励、学习上进、互助合作交流，奉行“勤工苦读，亲爱互助”的宗旨，前往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工读生成立“上海图书学校海外同学会”，凡母校同学居留海外者皆可为会员，该同学会每周六开常会一次，每四星期开大会一次。[]

       此外， 上海图书学校先后创办了三份校刊即《工读试刊》《工读周刊》和《工读半月刊》。前两份校刊的主编和发行人均为在校工读生，尤其校《工读试刊》，其创办、撰稿、排版、封面设计、校对、印刷以及发行等诸多事宜均有在校的工读学生全权负责。这再次表明，上海图书图书学校在校工读学生高水平的自我管理能力。

       《工读试刊》作为上海图书学校的第一份校刊创刊于1935年4月21日，由图书科工读生王克伦任主编，工读生程鹤群任发行，撰稿、排版、封面设计、校对、印刷等工作全部由工读生独立完成。1935年12月，该刊正式出版更名《工读周刊》，后又更名《工读半月刊》。《工读试刊》属工读学校试办刊物，文章内容多涉及“工”与“学”，并载有其它杂文。刊物旨以科学的方法，反思个人的工读情况，以改善工读生的日常生活习惯，互相策励，增进工作效率。刊中有不少工读生活动的照片，具有较高价值。有工读生实习活动的随录、学习经验总结，也有图书馆常识、铅印知识、图书馆专家、学习方法的介绍，还有介绍各国立图书馆概况的文章。刊中最后设有“校闻”，用以刊登重要讲演记录，如《黄次咸先生讲演录》《李石曾先生讲演录》《蔡元培先生讲演纪录》等。该刊是研究上海图书学校的珍贵史料。

       《工读周刊》创刊于1935年12月7日，主编为组织科的工读生田乃玉，发行人为出版科的工读生程鹤群。刊登内容以讨论“工读”制度的作品为主，并有经济研究、学术专论、社会问题、文艺、感言、随笔、小品文，及其他有关社会生活的稿件。该周刊刊有不少图书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论著，对于研究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该刊物也是研究20世纪三十年代工读学校基本情形的重要参考。

三、上海图书学校的历史价值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出版业与出版教育难逃厄运，上海图书学校被迫停办，崔竹溪、徐昨愚等率领同学们撤退至贵阳。自此，上海图书学校再未能恢复教学工作，最终消失于时代的洪流中。然而，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教育的滥觞，上海图书学校的历史价值并没有随其办学的终结而流逝。

（一）近代出版专科教育的开端

       当时的各大出版机构除了从社会上招贤纳士，也十分注重独立培养新一代出版人才。比如商务印书馆就曾于1909年创办附设商业补习学校，为其培养了大量业务骨干，但它是学徒班性质的。另外，其他与上海图书学校同时期出现的出版教育机构，有的仅仅是在综合学校中开设出版专业而非专业的出版学校，有的则是仅仅涉及出版的某一环节，如京师测绘学堂的制版班和印刷班。

       与其相比，上海图书学校则致力于培养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出版人才和管理人才，囊括出版业、图书业全流程教学，开创了出版专业教育的先河，积累了办学经验，为后世的出版教育奠定了基础。虽然上海图书学校仅仅招收了三期学生，也未能形成完整的出版教育体系，但它的确是中国近代最早、最典型的出版专业学校，是我国近代出版教育的肇端。在此之前，旧式出版教育多为学徒制，上海图书学校将出版教育规范化、制度化，促进了中国出版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我国工读教育的先行者

       工读教育的雏形在西方早已有之，近代工读教育先驱J.H.裴斯泰洛齐早在18世纪就曾尝试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中国，直至洋务运动时期开办新式学堂，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出现，其教育形式才与半工半读模式相近，但职业教育并不是真正的工读教育。上海图书学校诞生于我国工读教育的萌芽阶段，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近代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展现，是我国早期成功的工读教育范本，也是我国工读教育的先行者。

       倡导俭学与工学相结合、学理与实用相结合的勤工俭学制度符合当时的国情。就其工读教育，董希白在《工读教育之前途》一文中特意提到：“上海图书学校，确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工读学校，将来可为其他工读学校之典型。”[]上海图书学校为出版走向实践学科、为出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教学和管理模式，培养出一批掌握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出版人才。推动校企结合、产学研结合、学用结合不失为一条值得探讨的出路。

（三）助力民族出版业的发展

       与纯粹的知识性的文史哲专业相比，出版专业还具备源生的技术性。因而，出版业的发展，既离不开专业性人才的建设，也离不开关键性技术的驱动。作为近代我国最早开办的专门性的出版人才教育机构，上海图书学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和技术革新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为这一时期民族出版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方面，上海图书学校在当时为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等机构输送了大量人才，是当时众多图书生产与储藏机构的人才来源地和储备所。该校的优秀毕业生如张世泰、杨学游等后来更是我国出版业做出了诸多贡献。另一方面，上海图书学校采用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模式，既引进西方的生产方式，也努力改进出版印刷技术，对出版业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访问和培养留学工读生出国进修，推动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四）倡导德才并行的教育理念

       德才并举一直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理念。一方面，各阶段教育要通过课程教学与实践，增进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锻炼学生的专业实操技能。另一方面，各阶段教育要将日常美德、社会公德以及职业道德等内容植入课程教学与实践当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而上海图书学校，一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学校就已经积极践行德才并行的教育理念了。

       正如学校创立者之一的蔡元培曾对校训阐述得那样“比技能更重要的，即为完全的人格。”上海图书学校始终如一，倡导和践行“既要育才，更要育德”的先进教育理念。不仅要培养优秀的行业栋梁，更旨在倡导同学们形成生活中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美德，认真负责、追求完美的职业道德，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

       诚然，由于时代背景的局限性，上海图书学校自身也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例如校舍面积不大，招生名额有限且只招收男生，办学时间短暂，未能形成系统的出版教育体系，与现代化教育模式还有较大差距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揭示我国出版专科教育的开端，探索当今出版教育的改革方法，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