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出版广角 》2025 (08)
2023年实行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出版专业学位从硕士层次拓展至博士层次，出版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被赋予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求。“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出版学教材是出版教育的根基，推动出版学教材高质量建设，是深化出版高质量建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出版学教材是为满足出版学科教学需要，系统整合出版领域核心知识与出版产业实践经验，最终编纂和组织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内容深度和广度的规范化知识载体。在形态上，出版学教材以纸质教科书为主，同时为适应出版行业数字化发展的态势，又衍生出数字化教材的形态。新时代出版学教材建设应紧紧围绕出版学科核心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向，服务于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需求，立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目标。从生态学视角下，应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为出版学教育源源不断提供先进、适用的教学资源，更好地服务出版人才培养，推动出版学科良性发展，促进出版产业繁荣和文化事业进步。
笔者以“出版”为书目关键词，“教材”为摘要关键词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进行书目检索，同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当当网、京东做辅助检索，出版时间限定在2010年1月至2025年7月，经由筛选得到160部出版学教材，作为现状分析的样本。
此外在筛选中发现，与“出版”“数字出版”相关的出版物数量庞杂，在内容上以理论研究、史料整理与发展策略研究为主，在形式上多以文集、专著等呈现，但由于其在内容组织逻辑、读者定位与功能上有异于教材，故将其视为非教学导向的出版物，未列入本次分析样本中。
现有出版学教材在类型上可分为理论类教材、实务类教材和综合类教材。根据调查，出版学理论类教材85本，超教材总数的半数；实务类教材次之（41.25％），综合类教材（包含理论、实务等内容）最少。这表明出版学教育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同时实务内容也占有重要比重。
图1 出版学教材各类型占比
出版时间上，除2017年和2022年前后有波动外，出版学教材出版总体呈缓步上升的状态。2010-2016年为相对稳定期，年出版量在9本左右。2017年出版数达到一个峰值，而后教材出版数短暂回调，在2022年降至低点。2023年后教材出版向好，说明出版学教材市场在经历短期调整后，随着近年出版学科建设加强，充满活力。调查中2025年的教材出版数为9部，存在新书尚未申请CIP数据，数据不完整的情况，预计出版数将继续增长，超过2024年。见图2。
图2 出版学教材的出版时间分布
现有教材的内容主题涵盖数字出版、出版法规、出版管理等，基本涉及出版的全流程。其中主题为数字出版的教材最多，且近几年该类教材的出版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反应了数字出版成为出版学科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出版综合类教材（即内容包含多方面主题）其次，反映出出版各环节中的紧密联系。
主题为数字出版的教材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概论类教材，这类教材数量最多，内容多以“数字出版概论”呈现，少部分是对出版产业或出版技术相关的阐述。该类教材从早期的基础概论（2013年前）逐渐向数字出版产业全链条领域拓展。关于数字出版产业的理论教材多在2021年后出版。二是涉及数字出版某一领域的实务性教材，如《出版业数字化营销》等；三是实训类教材，如《方正飞翔数字出版实战指南》等。后两类教材主要集中在2013年至2018年间出版。总体来说，数字出版类教材在内容热点上有一定的变化，从2011年出版的《电子书刊制作实验教程》到2025年涌现的如《网络游戏出版编辑实务教程》等垂直领域的实操教材，都充分体现了出版学科对出版产业数字化的积极响应。
图3 出版学教材的内容主题分布
160本出版学教材中，英文教材8部，民族语言教材2部（蒙古文、哈萨克文各1部），引进教材仅2部，说明本土教材已占据出版学教材的主导地位。从出版社的角度看，高校出版社成为教材出版主力军，其中又以武汉大学出版社（15部）、人民大学出版社（13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2部）为主，其他则是以中国书籍出版社（11部）、电子工业出版社（6部）等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从教材编著者来看，高校教师成为教材编写的绝对主体，出版学界专家其次。与此同时，除高校出版社外，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作为行业代表创新性推出首套数字出版岗位培训系列教材（2025年共3部），填补了游戏与网络文学出版教育的空白。
当前出版学教材以单册书为主，少部分教材以套装书系列书形式呈现，如《中外出版原著选读》（2019）、《中国出版史》（2024）等。2019年后，出版学教材形态呈现由传统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多元发展的转型趋势。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ISBN数据中以“出版”为关键词检索，共搜集到11部数字教材，出版时间在2019至2024年。调查发现，出版学数字教材以实务类为主，出版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3部）与武汉大学出版社（1部）等。同时，该类教材整体呈现产教融合性与内容多元性的特点，并朝着个性交互的趋势发展。一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连续三年出版的融合出版生产型实训教程集成PDF以及MP4等形式，其教学内容与企业实践紧密相连，以实训课程驱动技能培养。另一方面，新形态教材的探索仍在继续，如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学基础》（2024）融合图文、音视频、知识测验、AI问答等互动功能，构建了多维学习场景。
调查显示，教材价格区间在31—40元占比最大，其次是41—50元。整体价格以适中为主，符合学生的消费水平。从内容来看，价格较高的教材多涉及专项内容或新兴主题，而价格较低的教材多为基础理论或旧版教材。见图4。
图4 出版学教材的价格分布
从价格趋势来看，出版学教材价格呈现上升趋势，与整体图书市场变化基本一致。2010—2015年间，出版学教材均价在30—40元间，略高于同期全国新书价格；2016—2020年，出版学教材均价基本与全国新书均价持平。但在近五年间，出版学教材价格与全国新书均价差别持续扩大。2021—2022年，出版学教材均价回落，但2023年后该类教材价格上涨，2024年出版学教材均价显著高于市场新书均价，可能是由于价格较高的新兴主题类教材出版数量增加所致。
图5 2010-2025图书定价中位数对比
资料来源：北京开卷
目前出版学教材建设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整体规划不完善，导致教材存在结构失衡与供需错位；二是激励与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教材精品不足；三是新兴技术融合度不足，导致教材形态单一；四是内容更新与反馈机制不完备，导致内容滞后。究其原因本质上是出版学教材建设缺乏系统性管理，将教材建设简化为“编印—发行”的流程，而忽视了政策环境、社会发展、产业升级与人才培养的融合。因此，出版学教材建设应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将教材生产与外部环境、技术发展、主体效能视作一个整体，打造高质量的出版学教材建设体系，推动出版学教材建设进一步发展。
目前出版学教材建设缺乏整体性布局，导致教材类型结构比例不协调，同时教材的受众指向不明晰，教材出版自由发散的状态。同时，对系列教材与精品教材的规划需进一步加强。
现有教材中部分领域内容同质化聚集，而部分内容明显缺位。以实务教材为例，虽然该类教材数量占了总数的四成，但细分至出版流程各个环节后，针对每一环节的教材并不多，且存在各环节教材数量比例不均的情况。如在与出版流程相关的内容主题上，与营销相关的教材最多（9部），印刷复制相关的教材稀缺（1部）；在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教材中，针对选题策划的教材较少（2部）；在案例教材上，除营销工作外，选题策划、设计等尚无专门的案例教材，且案例教材较缺乏（4部）。
此外，由于当前高校教师与学界专家是教材编写的绝对主体，业界专家参与教材编写的比例不高，典型案例分析不足，实训经验缺乏，导致教材内容部分脱离行业实际。这种脱节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削弱了教材对专业实践的指导价值。
梳理现有教材内容提要发现，当前面向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求的出版学教材层级散乱，区分度不足，并未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具体、有差异性的教学内容。部分教材虽提及适用于本科生阶段或职业教育，但大多数的教材对核心使用对象语焉不详，仅笼统表述为“面向出版专业学生”或“编辑行业通用教材”，明确提到面向研究生层次的教材（如《出版学研究方法》）数量极为有限。出版学教材受众指向不明晰，不但使教师与学生选材时缺乏可靠的依据，制约了教材教学与人才培养的精准适配，也反映出目前出版学教材规划与特定培养层次，尤其是硕博阶段学生培养需求的脱节。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厚基础、宽视野，但目前具备博士培养能力与条件的高校不多，鲜少有面向博士生培养需求的教材，高水平的出版学理论与方法论教材比较匮乏。
目前出版学教材建设中激励保障仍待进一步完善，编者对打造系列教材与精品教材的内在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质量、体系化教材的产出。
一方面，现有出版学教材中，零散的单本教材大量存在，而具有知识连贯性和教学层次递进性的系列教材不足，应继续推动设计模块化、阶梯式的教材体系，如202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编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2019年前后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出版100问”系列教材，以及2014年前后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高等学校出版学专业系列教材”等。
另一方面，从国家级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开发的角度来看，样本中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出版学精品教材仅1本，“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仅4本，“十三五”国规教材1本，尚未见“十四五”国规教材，具有影响力的原创精品教材有待继续突破。以《出版融合发展案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编撰工作于2023年启动，出版学精品教材建设有待继续推进。
长久以来，纸质教材一直是出版学课程讲授的核心选择，但随着社会和行业的迅速发展，纸质教材在出版学教学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方面，纸质教材更新较慢，无法及时传递出版界前沿知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实践性学科，纸质教材线性传播的模式难以满足对学生技能实训的需求。
出版产业内容资源丰富，技术迭代迅速，出版学科在数字化教材建设方面虽早有探索,但仍未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出版学教材建设对技术资源利用度不高，以致教材形态单一。目前出版学教材中纸质教材占大部分，有部分教材提供对应数字资源，如《中外出版史》（2017）提供配套慕课并进行定时更新，在形式上做到纸电融合，但总体数量较少，数字教学资源（MOOC、数据库、上机练习）开发不足。同时实践指导手册匮乏（3部），学生难以通过教材掌握选题策划、成本核算、用户运营等实操技能。可见，出版学教材建设亟须更新教材形式，打造支持多媒体资源集成、多向交互协作的立体化知识载体，推动出版学教学效能的提升。
目前，出版学教材建设存在更新不及时，内容前沿性和热点响应时效性滞后的问题。一方面，教材内容迭代缓慢，难以匹配日新月异的出版行业变革与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教材规划、编写与使用环节间缺乏高效和系统的反馈渠道，导致用户的改进建议无法有效传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材的更新。
尽管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数智出版概念等已经成为出版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但现有出版学教材中对此类前沿话题的探讨仍显匮乏，相关主题教材的研发明显落后于产业变迁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对学生数智思维逻辑的培养严重不足。虽然当前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但多数出版学教材仍以传统出版流程为核心框架，关于人工智能应用、VR/AR、区块链版权管理等前沿领域的内容涉及较少。尽管已有不少数字出版为主题的出版学教材，但多以概述和导论为主（43.8％），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此外，针对数字出版法规或相关标准的教材也较少（2部，2013、2017），且近几年间没有类似教材更新。
当前出版学教材的编辑者与使用者双方缺乏高效的互动平台与常态化沟通渠道。现有的出版学教材反馈渠道主要依赖教材版权页的编辑部邮箱或电话等传统模式，反馈响应时间长、效率低，师生对于教材的改进意见难以及时传递给编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材内容的更新优化。
应建立实时、准确、高效的教材意见反馈机制，帮助编撰者及时发现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时为教材修订工作提供实证支持，推动教材内容的优化与教学适配度的提高，进一步提升教材质量。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用于收集用户对于各科教材的建议与意见，同时该平台也成为教育部了解统编三科教材意见反馈的渠道。
面对出版学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亟须突破传统的出版学教材建设模式，打破教材建设“孤岛”，从系统化的角度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出版学教材建设路径。为此，本文从生态学视角尝试构建“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为推动精品出版学教材出版、培育社会和产业所需的出版人才提供新的思路。该系统模型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出版学教建设中的环境、资源与主体，连接教材编写、审核、使用、评估等环节，推进全过程管理，形成良性发展的工作闭环。
构建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首先应厘清生态学理论视域下的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建设所涉及到的概念与应具备的要素，从而更好地搭建该系统的理论模型，并最终提出构建该系统的可实施路径。
生态学原是一门“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科学[]，现已被学者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人类社会问题研究中，学科生态理论应运而生。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态系统必然孕育一个良性的教材生态系统，反之，健康高效的教材生态系统是学科生态系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相似的发展原则，学科生态系统理论的建设对教材生态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此外，出版学是一门强实践性学科，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出版学教材建设将面临更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因此，应用更全面系统的目光审视出版学教材建设与技术发展、资源供给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出版人才培养目标，这也与生态学的部分理论一定的适切性。基于此，本文试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出版学教材建设的问题，构建出一个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框架。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人们称为环境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参照以上概念，可以把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认为是在一定的教育政策、文化环境与技术扶持下，围绕出版学知识内容的理论传播与实践应用，将编撰者、出版者等多元主体的功能进行有机整合，通过技术、资金及人才等资源的动态配置与外部环境信息交换形成动态开放系统。并通过该系统促进出版学教材内容的迭代更新，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转化。
图6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构成
种群指“同一时期内占有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在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中，一方面，种群的概念可以囊括出版学教材建设中的参与者，涵盖以政府机构和出版有关部门组成的组织者、以高校教师、专家学者、业内人士为代表的编撰者、以出版社为主的出版者、以教师为主的实施者、以学生为主的使用者等在内的教材建设共同体。另一方面，教材在不同维度下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群，如重点教材与普通教材、传统纸质教材与新形态教材等。
不同种群的功能决定了其在系统里的生态位。生态位理念认为同一生态群落中的不同生物都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位置。应用于出版学，生态位决定了教材建设中的战略规划与资源分配。即教材建设中各种群间应各司其职，政府与有关机构提供制度土壤，高校教师与专家学者进行知识繁衍，出版产业输送实践养分，技术企业催化系统升级，学生提供信息反馈，通过错位的资源消化和能量传达实现最有效的协同工作，提升系统运行效能，切实推进出版学科建设与出版人才培养。
生态平衡指“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参照以上概念，出版学教材建设生态平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材本身的平衡，包含教材种群间的平衡以及单一教材中知识模块间的平衡。二是各建设主体间、主体与建设要素间、主体与环境间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转化。具体而言，物质包含教材等实体资源；能量指各上级部门对出版学教材建设的资金、技术支持和人才投入；信息则是在教材建设过程中的政策指导、教材管理等信息资源。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不断调整中达到和谐，从而实现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以生态学理论指导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建设，决定了该系统绝非孤立的知识堆砌，而是多元主体协同演化的过程，只有使学术创新、教育传播、产业驱动形成同频共振，才能实现出版教材生态系统的高效运转。鉴于自然生态系统与教材生态系统的相通之处，可类比得到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揭示其维持动态平衡的内在逻辑。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存在于社会需求、学科需求与产业需求共同组成的外部环境之中，且与外部环境之间时刻进行着资源交换。其一，该系统的构建和运转需遵循政府规定，在获得政策激励的同时受到制度约束；其二，该系统建设需要一定的外部供给，如信息技术、人才供给等；其三，该系统是在产业与学科的支持下建立的，同时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也为出版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物质新陈代谢是生态系统的主要表征[]。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通过持续的新陈代谢与信息吸收实现动态进化与结构调整。其一，从社会发展、学术前沿、行业实践等外部环境中不断汲取知识养分，经编写者整合修订为教材后向学生输出；其二，通过筛选淘汰掉失效内容或对降低陈旧内容的权重，使系统保持与时代并行，最终使该系统实现从内容更新到功能升级的持续演化。
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其一，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它是历史地发展的系统[]。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也可从这两点来看。一方面，该系统具备完整的系统属性，内部由不同层级的群落共同构成，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教材建设活动；另一方面，出版是一门融合的学科，基于自身文化底蕴，系统在技术发展与时代变迁中持续吸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内容。当前的系统正是历史上各发展阶段累积与演化的必然结果，两者形成了跨越时间的连贯性链条，不可割裂。
生态平衡能使生态系统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性[]，遵循“平衡—失衡—新平衡”的规律。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同样体现在其动态演进中所保持的相对稳定状态。教材建设中的各群落在外界政策环境、技术环境间不断经历着“协调—冲突—新协调”的发展过程，通过系统的自我调试实现和谐状态。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协同性体现在各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监管上。从合作角度来看，通过各方实时的信息交换，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厘清教材建设规划。同时，教材建设中各个环节都不可能由单一主体独立完成，而是通过各部门的分工协作落实教材建设中的责任划分，保证教材建设高效高质发展。从监管角度来看，权力运行层级最上的政府机构与有关部门都肩负着监管系统全局运转的责任，承担风险预防、部门管理、损害弥补等方面的责任；同时各下层部门间在协同工作中也进行着相互监督。
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具备多样性的特点。其一，该系统中的知识生产主体是由高校教师、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等组成的多元协同组织；其二，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教材形态呈现传统教材、新形态教材等多元种类并存的状态；其三，教材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实务知识等多元类型。这种多元化的结构不仅可以响应社会与产业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求，还通过各要素间的功能互补为出版学教材系统注入活力。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特性对系统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其中，协同性和平衡性决定了搭建出版教材建设的生态系统需要系统主体、组织架构、信息资源与制度规范的共同参与；开放性决定系统需重视社会环境的变化与作为主体的产学研界人士与学生间的信息交换；演化性和多样性决定系统应持续吸收外部资源，实现创新型发展。整体性层面，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管下，系统从教材编写、科学审核、教材使用到监管评估形成动态闭环，共同打造“编—审—用—评”的有机整体，最终实现“多元协同、资源流动、协同进化、动态平衡”的目标。
教材编写阶段是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进行资源输入和资源转化的过程。教材编写主体将外界环境中纷乱繁杂的知识经过筛选、梳理和重组转化为教材语言，为系统的运行提供信息资源。
编写阶段，需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创的新机制。可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开展“三三三制”师资结构教学的成功经验[]，该阶段应整合多领域专家，吸纳不同知识结构与不同工作背景的人才，实现模拟“生态位”的分工协作，保持教材编写队伍的稳定性、科学性、先进性。即政府机构作为监管和组织者进行制度规定；教师与专家学者作为知识生产者负责学科核心理论体系构建，确保教材内容的严谨；出版从业者作为实践信息来源，提供可应用于教材的行业案例及行业标准等宝贵资源；科研机构作为技术供给者，开发丰富的数字教材形式。通过各方深度合作，实现理论前沿、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的有机融合。
模拟“生态位”的编写流程要求系统中的各种群具有层次划分。教材编撰过程需实施专家引领的策略，即在行业权威人士及国内外专家的专业指导下，由教材主编负责教材整体质量与方向的宏观监控。此外，编写团队还应定期汲取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积极吸纳具备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经验的学者参与，以确保持教材内容的学术前沿地位和国际化视角，通过协同指导为教材编写提供坚实的专业支撑。
教材审核是出版教材质量保障的关键环节，应当明确教材“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管建结合”的原则[]，确保教材建设过程的质量与规范。政府有关机构作为最高层级的监管方，应组织高等院校和教材出版单位共同建立健全的教材审核机制，如设置“三原则四阶段审核流程”，从严把控教材质量。
政治导向性原则。该原则要求审查教材的思想性，以保证教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其一，教材内容应体现国家意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出版观和文化观；其二，教材内容应深刻体现出版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培养学生作为出版“把关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三，教材内容应反映新时代对出版工作的新要求。
学科专业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教材着重突出出版学科的专业特色，严格遵循出版行业规范与标准。一方面，出版学教材的编撰应表现出出版工作者应有的专业水准，在内容层面确保知识的科学严谨、客观准确、逻辑清晰，对核心知识与基本原理的阐释做到简洁明了，对教材中的历史图片、案例示范等内容应做到科学准确；另一方面，力求使其成为出版专业学生的学习典范，彰显出版从业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育规范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教材符合课程标准，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和适宜性。其一，教材反映的教育理念应当正确和先进；其二，教材应具备完整知识框架，形成逻辑自洽的体系；其三，按照教材对应层级学生的学习要求与学习能力，层次分明、由浅入深地进行知识布局，章节安排循序渐进，内容衔接自然流畅，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资质审核阶段要严格把控编写人员的资质，强化对编写单位、出版机构和教材编写人员的前期审核，从而实现关口前移。
专业审核阶段需通过学界与业界的深度对话形成专业共识，全面评估教材内容的学术水平和专业价值，从教材内容的理论严谨性与完备性，以及知识前沿度等方面考察，如概念界定是否清晰统一、案例是否典型适切、实务描述是否符合规范、内容是否反映学科前沿和行业最新发展等。
教育审核阶段要评估教材的教学适用性和学习效果，如教学的可操作性、内容组织是否符合学生认知规律，难度梯度是否合理，学习活动设计是否有效，版式设计是否利于学习等。
实践审核阶段应看教材内容是否贴近实际行业发展情况，避免闭门造车式编写，如实践可行性、岗位适配度等。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建设应丰富教材的应用场景，构建课堂、在线平台、实践三位一体的学生友好型使用环境，实现教材建设生态系统中的“能量转化”。
一是课堂教学应用。出版学教材应成为师生互动的平台而非照本宣科的模板。出版学教材设计上应该为老师提供基于教学内容的教学活动，如案例研讨、项目任务、情景模拟等。在互动中加深学生学习印象，提升学习效果。
二是在线平台延伸。出版学教材建设利用新技术开发多模态的创新出版学教材形式，打造符合学生学习习惯的配套学习资源，构建教材数字资源平台，提供立体化学习资源和交互功能。如与教材知识匹配的微视频、案例分析库、出版实务模拟等。可以让学生在线上随时体验出版流程中的实际操作。通过“纸质教材+数字平台”的融合，增强学习的灵活性和互动性。
三是行业实践对接。现代出版人才需兼具“文化素养+技术能力+时代思维”，出版学教材建设应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紧密扎根出版行业实践。其一，教材内容应对接出版产业链全流程，涵盖各核心环节的操作标准、核心技能要求及先进技术方法。其二，出版学教材内容需确保来源于行业实践，且有效地指导实践应用，并能前瞻性地引领实践，以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对出版学教材的评估不是静态的合规性检查，而是基于学生反馈数据的动态评估和持续改进过程，应建立教材使用追踪和监测机制。其一，对传统纸质教材定期进行教材抽检，评估教材的实际应用效果，对优秀的教材予以示范推广，对质量不高的教材进行及时修订或清理；其二，对于新形态教材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线上教学资源使用数据的监测，收集如教材各章节视频访问频次、资源下载量等数据，为内容优化提供数据支撑。通过评估和反馈，使优质数字教材资源得以凸显和推广，问题教材得以清理和改善，为出版学教材建设提供坚实的质量保障。
图7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运转流程图
落实健康、可持续的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构建，应要遵循问题导向的原则，以系统的思维推动解决当前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在建设中必须要明晰系统“谁来建、怎么建”，教材“谁来编、怎么编”的问题。
在生态学理论视域下，出版学教材建设应聚焦系统整体的协同进化，强化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有机连接与良性互动，优化资源流动与信息反馈机制，最终实现出版学教材内容的高质量供给、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的精准适配以及教材质量的严格保障，具体可围绕“制度保障＋机制设计＋技术扶持＋反馈优化”的路径展开，即通过顶层建设划分责任归属，并做好教材出版整体规划；通过激励保障促进精品教材涌现；通过技术赋能拓展教材形态；通过实时反馈与AI协同推动教材内容更新与优化。
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建设，首先要回答“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作为一个动态演化的有机整体，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依赖于科学完善的顶层机制设计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从生态学角度看，顶层机制相当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生态因子”，由政府机构和有关部门通过制度规范、有效监管和常态交流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为系统内各要素的协同共生奠定基础。
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标志着我国学校教材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强政策规范，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出台出版教材建设标准，大力推动出版人才教育体系建设。如参考德国制定《教科书质量：教科书标准指南》（Textbook Quality:A Guide to Textbook Standards），构建教科书质量标准体系[]。教材的监管必须立足先进理念与科学依据。工作开展需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教育方针、学科课程标准等规定下进行。同时，制定科学的教材评价标准与教材质量评价体系。制订时应充分考量学生发展特点、知识发展趋势、教育规定及出版学科特性。构建涵盖内容质量、教学效果、社会影响等的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面对出版学教材类型比例不均衡、人才培养与教材供给错位等问题，建议建立由政府和出版主管部门主导，高校、行业协会、出版社共同参与的“出版学教材生态治理委员会”，负责出版学教材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根据不同阶段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制定各类型教材建设规划、审核标准、评估指标等政策文件，明确各主体的生态位分工并加以监管，负责统筹协调全国出版学教材建设工作。
一个协同、开放的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需要构建其畅通的多方交流渠道，以更好地实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信息交流与物质循环，推动出版学教材建设有关人员的交流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举办全国出版学教材共建会议作为产学研对话的平台，并对教材出版做统筹安排；另一方面，定期举办出版学教材建设论坛、教学研讨会、师资培训等活动，促进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同时了解教材出版的现状与热点，及时对教材出版空缺进行补足。通过学界业界对话凝聚共识，在多元协作中为教材建设提供思想引领。
2019年12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分设优秀教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三个奖项。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设立，是加强教材建设激励保障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树立教材建设标杆和典型的重要机制性措施，也是展示教材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目前出版学科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数目较少，精品教材建设还有待继续加强。对此可以设置多种激励形式，一是建议设立出版学精品教材专项基金，支持重点教材和系列教材开发；二是将教材成果纳入学科评估和职称评聘体系，提高高校教师与学者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三是建立教材使用效果与编写团队奖励挂钩机制，鼓励对教材的持续修订完善。通过多元化的激励方式，推动建设引领出版教学、创新出版人才培养的优秀教材，打造铸魂育人、启智增慧的高质量出版学教材。
2025年《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指出，推动课程、教材、教学数字化变革，“分领域分专业研发一批示范性精品数字教材，支持地方、学校和企业开发数字教材”[]，为出版学教材建设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借助以AIGC为主的新兴技术，能够推动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实现生产智能化、供需匹配精准化、评估科学化的升级，同时回答出版学教材“谁来编、怎么编”的问题。
出版学科建设与出版行业的发展紧紧相连，出版人才培养应重视其双重知识体系的构建，即不仅要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行业实践知识[]。因此，出版学教材的建设应由政产学研多方发力，由高校教师、专家学者、业界人士、科研机构等共同创造高质量的出版知识体系。
在AIGC的协助下，教材编写主体从原先的内容组织者与文本撰写者升级为知识架构者与智能协作者。一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出版学知识图谱，系统梳理学科核心概念、研究方法、技术应用等知识要素及其关联，为教材内容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二是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检索实时抓取出版的学习热点、行业动态信息、学术前沿信息，以及与出版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及时对教材内容的需求缺口和过时数据进行警告，帮助编撰团队进行教材的选题策划及内容增补，保障出版学教材的时代性。
数字技术已对出版教育形态产生深刻影响，面对出版学教材形态单一的问题，出版教育亟须顺应国家战略与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与时俱进推动出版学数字教材建设，充分体现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大力打造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新形态教材。2023年8月举办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高质量发展论坛提到，在以多所高校共同打造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中，部分教材须建设以慕课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化教材[20]。有关部门和高校应以纸质教材为根基，依托互联网技术把传统出版学教育和数字化教学融为一体，大力推动建设出版教学资源数字化，开发多媒体形态的出版学教材，如微课、融媒体教材、活页式教材等，推动数字时代下传统教材向立体化、多元化、个性化教学素材的转型升级，为学生带来线上线下联动的学习环境，构建以专业能力为逻辑导向的“基础＋模块＋拓展”出版教材体系。
构建教材质量监管闭环是保障出版学教材纵向衔接有效落地的关键支撑，也是维护出版学教材生态系统运转的有力保障。当前我国教材管理“重审定、轻跟踪”“重选用、轻反馈”，导致教材使用过程中的衔接性缺陷难以及时发现和修正[16]。为有效解决当前出版学教材反馈机制薄弱的问题，推动滞后内容的更新，提升出版教材质量，需构建覆盖“使用—反馈—优化—再评价”的动态管理体系，以促进出版教材质量监管的立体化、动态化与精准化。
在运行中，应依据科学合理的评价办法，及时进行评价与反馈。教材评价应由学生、教师、行业专家、教育研究者共同参与，提供多视角评价结果。可以定期进行师生间的问卷调查，对课堂教学与教材内容衔接度、教材内容流畅度等进行评价；同时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了解教材知识在职业发展中的长期价值，为教材修订提供依据；也可组织高校教师和业内专家定期开展教材抽检。通过广泛吸收各群体的智慧，获得更全面真实的教材质量反馈信息。此外，教材质量的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编写团队和监管机构，作为教材修订、内容更新、评奖评优、准入退出的依据；编辑应及时将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进行审核和整理，以发现教材中需要改进或修改的地方，并提供修订依据和进行结果反馈。应确保“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形成良性循环，确保教材质量的持续提升。
总而言之，出版学教材建设应当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立足出版学科专业特色与优势，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产业需求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推动教材建设逐渐向有组织、成系统、重实效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