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鲁迅研究月刊 . 2025 (06)

       １９１３年成立至 １９５３年停业，亚东图 书馆经历了 ４０年发展，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回顾其发展历程，正如王子 野所说，“从‘五四’到大革命是它的黄金时 代”，“应该肯定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 出了贡献”。① 目前学界对亚东图书馆已经 有了一定研究基础②，本文侧重探讨亚东图 书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互动关系。

  一、地缘网络聚合与知识群体联结， 构筑新文化传播平台 

       亚东图书馆的创立者汪孟邹出生于 １８７８年，从小深受兄长汪希颜的影响。汪希 颜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与章士钊、赵声等 同学关系很好，和陈独秀也是好朋友。在汪 希颜因病早逝后，陈独秀、章士钊对汪孟邹一 直照顾有加。早在 ２０世纪初，汪孟邹经营科 学图书社时期，陈独秀创办的 《安徽俗话 报》，就是由章士钊办的上海大陆印刷局承 印、科学图书社出版发行的。他们之间的互 相帮助、交流，为亚东图书馆的创办提供了良 好的文化氛围。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 长，很受安徽都督柏文蔚重用。汪孟邹曾去 安庆探望过两人，陈独秀明确反对汪孟邹做 官的打算，认为当时形势复杂不是长局，要他 先回芜湖，准备请柏文蔚帮忙安排他到上海 开个书店。之后，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和督 促下，汪孟邹于 １９１３年在上海创办了亚东图 书馆。当时发布了《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 认为中国古代书籍兴盛，比之西方希腊、罗马 不遑多让，而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列 国“百家竞起”、日本文艺“■跞诸夏”，而“诸 夏之不振，因缘万端，宋、明以来，尊向制艺， 废置《诗》、《书》，人知以晦，而国力以堕，此 其大原也”，“人不知古今，予以印绶，则为土 偶；予以戈矛，则为盗贼”，因此亚东图书馆 聚集“海内耆宿、欧学巨子，综辑群艺百家之 言，迻译欧美命世之作”③。从上述宣言的 语言风格、行文气势来看，尤其是其将国家衰 落的原因归结为民众“不学无文”，明确申明 “接翼并轨，以趣修途”的出版宗旨，无疑与 此后陈独秀、章士钊诸人在《甲寅》《青年杂 志》《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国家与我》《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 等文启发民智，倡导文化革新、文学革命、社 会变革，是一脉相承、同声相应的。 

       亚东图书馆成立后，汪孟邹一直坚定贯 彻陈独秀、章士钊等人致力于利用书刊出版 发行启蒙民众的思路，非常重视打造宣传新 文化、新思想的阵地。难怪当年陈独秀亡命 上海时想出一本杂志，也是第一时间找汪孟 邹商议：“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 观。”④只不过由于亚东图书馆经济困难，实 在没有力量接手，汪孟邹不得已把陈独秀介 绍给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这才 有了于 １９１５年 ９月出版的 《青年杂志》。 １９１６年，上海青年会认为《青年杂志》与《上 海青年》名字雷同，要求其更名。对于陈子 寿改名为《新青年》的建议，陈独秀与汪孟邹 都很赞同。可见，陈独秀对汪孟邹非常信任， 在创办《青年杂志》的过程中，二人同心协 力、相互支持。不仅如此，陈独秀在 １９１５年 到 １９１６年，还曾帮助汪孟邹拟定了与群益书 社合并成立“大书店”的计划，并与相关人士 多次商讨改组扩充事宜的资本、人才、内部组 织等问题。陈独秀在 １９１７年 １月给胡适的 信中这样写道：“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 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 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 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 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 也。”⑤尽管后来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改组 计划未能落实，但陈独秀和汪孟邹的出版理 念一致，彼此间的合作也日益深入。

        陈独秀和胡适不仅是安徽同乡，而且两 人在新文化运动中都各自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回顾两人的结缘，离不开汪孟邹 牵线搭桥。汪孟邹和胡适都是安徽绩溪人， 彼此认识比较早。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出 版后，汪孟邹就向陈独秀推荐远在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留学的同乡胡适作撰稿人。而陈独 秀早就从章士钊那里听说过胡适，十分认可其关于输入之文明，需“经本国人之锻炼也。 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的 观点⑥。陈独秀当即让汪孟邹给胡适寄杂志 并写信约稿。汪孟邹在信中介绍了《青年杂 志》及其主撰陈独秀，并代为约稿，“拟请吾 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 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 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 诚，务希拨冗为之”⑦。两个月后，汪孟邹又 给胡适去信寄杂志，催促胡适写稿，“陈君望 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 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 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 宠”⑧。

        胡适直到 １９１６年 ２月才给陈独秀写信， 许诺新年来稿。汪孟邹听闻这一消息后，在 信中调侃胡适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 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 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⑨在汪孟 邹的不断联络、催促下，胡适应约写稿，这才 有了后来一系列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 的翻译小说、论文和白话诗作等。而正是胡 适、陈独秀相继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 革命论》等文章，携手高张“文学革命”旗帜， 共同倡导白话文学创作与翻译，对中国近现 代文学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影 响。两人还互为声援、同气相求，作为《新青 年》编辑同人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与“科 学”，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堪称宣扬“五四”新 文学、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 

       汪孟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陈独秀、 胡适二人结缘，而且深受陈独秀、胡适、章士 钊等人进步思想影响，在创办亚东图书馆后， 出版、发行的书刊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尤 其是等到陈独秀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 学长后，陈独秀不仅把《新青年》改在北京编 辑、上海印刷发行，还推荐亚东图书馆经理北 大出版部的书籍。历尽艰辛，１９１９年初汪孟 邹下决心搬离弄堂上了马路，在五马路棋盘街开启了亚东图书馆发展的新阶段。此时适 逢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因缘际会，亚东图书馆 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陈独秀、 胡适、章士钊、宗白华、田汉、郭沫若、吴虞、俞 平伯、钱玄同、康白情、汪静之等引领、追随时 代风潮的代表性人物，也都与亚东图书馆保 持密切联系。 

       这一时期，亚东图书馆经理、发行、销售 的杂志主要包括：《新青年》《国民》《北京大 学月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生活》 《星期日》《建设》《少年中国》《新潮》《解放 与改造》《湘江评论》《少年世界》等等。汪孟 邹不仅印行了其他书店都不敢接手的《孙文 学说》，还发布过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 作的“社会经济丛书”预告，甚至因为门店售 卖进步图书被抓进过巡捕房。 

       正因为如此，《时事新报》上曾刊载过一 篇《各家书店的色彩》，该文中将亚东图书馆 与泰东图书局并提，认为在上海当时的九大 类书店中，亚东图书馆与泰东图书局都“呈 新作品的色彩”⑩。应当承认，这一评价较 为中肯。无论是早期出版地图、地理讲义，还 是后来发行、代派杂志，以及出版新诗集、文 存、文录、古籍点校本等图书，亚东图书馆的 出版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宣传新知 识、新思想、新文化。 

二、出版发行众多进步书刊，助力新文学革命 

       亚东图书馆创办后一段时期内业绩一直 比较惨淡，“‘五四’前后，出版才上了路”z11。 

       作为一家小型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前期 出版发行的诸多地图很有特色。例如最早出 版的“中华民国四大交通图”，包括《全国铁 道图》《全国邮政图》《全国航路图》《全国电 线图》，定价是每幅五角五分，不仅“取法欧 西”“详明精确”“镂印精美”，更重要的是 “一洗旧图芜陋之弊，于交通上，为外人所攘 夺之权利，特加详载，使国民知所警觉”。接 下来出版的“中华民国自然地理图”，包括《全国地文图》《全国地势图》《全国山脉图》 《全国水道图》。上述地图都是由胡子承、程 敷锴合著（编）的。不久后出版的《新编中华 民国地理讲义》，则由胡子承主编，内容包括 “全国疆域”“全国地文现象”“全国人民” “国体、政体”“财政”“军备”“教育”“实业” “交通”“外交”等十章。 

       亚东图书馆创办早期主要出版了一些影 响较大的地图和地理讲义等，不仅仅是为了 向读者介绍相关知识、提供出行等方面参考， 而且有更深层次的启蒙民众、开启民智、强化 国家独立主权意识等考量，非常关注思想启 蒙。我们检视当年亚东图书馆为《中华民国 地理新图》和《中华民国地理讲义》合发的广 告，从章士钊和陈独秀等人的评语中也可略 窥一斑。相比较而言，章士钊尤为推崇《领 海丧失图表》和《华侨居留地图》，认为“凡议 员、行政官、外交官皆当置诸座右”。陈独秀 则感慨于《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和《中华民国 地理讲义》“最卓越寻常者”，在于详细梳理 了三百年来国家领土变更及人事变迁，而 “斯二者皆国中图书所未有”，称道胡子承先 生“蛰居万山之中，学不厌，诲不倦”。z12 这种通过出版物启迪民智、唤醒民族意 识的出版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得到了更为 鲜明和广泛的贯彻。这一时期，亚东图书馆 出版、发行了众多进步书刊，其社会影响力随 之迅速扩展。其中在图书出版方面，所推出 的系列白话诗文名作，引领新文学创作潮流。 早期胡适的《短篇小说》和《尝试集》，以及宗 白华的《三叶集》堪称代表；中后期则集中推 出多种标点本古典小说、文存文录和现代新 诗集。期刊出版发行方面，值得关注的如 《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日》《新潮》 等。例如，《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星期 日》等都属于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期刊，是 李大钊担任编辑主任的月刊。具体接洽出版 事宜的是宗白华，亚东图书馆不仅从第五期 开始负责发行该刊，而且再版已经脱销的第一至四期。 亚东图书馆这一时期在出版重要图书 时，普遍非常重视广告和序言等文字。例如， １９２０年 ３月出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 时，在所刊发的广告中这样写道：“放翁说： ‘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说：‘自古成功在尝 试！’”z13这一广告语较为新颖，将陆游和胡 适的名言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成功吸引 读者的注意。此外，这本诗集不仅收入了胡 适的自序，还有钱玄同的长序。无论是自序 还是他序，都强调了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新诗 创作的思想、文化意义。以胡适的自序为例， 他在文中明确强调创作白话诗是文学革命主 张的具体实践：“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 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 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 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 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 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z14 依据胡适的回顾，他写作白话文起于民 国纪元前六年，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章回 小说。在赴美留学后，胡适与任叔永（鸿隽）、 梅觐庄（光迪）时常做诗彼此唱和，写信相互 讨论，甚至针锋相对进行“辩论”，数年间不 断探讨、推进和完善关于诗界革命、文学革命 的具体主张与路向。在此过程中，他反用陆 游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之意，将白话诗集 取名《尝试集》，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 验。归国后，他的诗词被钱玄同批评，认为未 能脱尽文言窠臼，嫌太文了。这引发了他对 于《尝试集》第一编的反思，认识到“在美洲 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 《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 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 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从而在第二编中 着力实践“诗体的大解放”，努力创作长短不 一的“真正的白话诗”，“把从前一切束缚自 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 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在简要梳理了《尝试集》“发生的历史”后，胡适接着从三个 方面阐述了出版这部诗集的理由，一是不同 于白话散文，大多数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 怀疑”，一些人甚至“持反对的态度”；二是作 为三年试验白话诗的结果，盼望有人“仔细 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三是《尝 试集》所代表的文学革命论“实验的精神”与 “试验的态度”。从上述印行《尝试集》的三 大理由来看，胡适一直大力提倡、躬行实践白 话诗创作，根本原因是要解决 “文学的基 础”———文字，要用自己的诗集证明白话可 以用来做诗。虑及当时国内大多数人，甚至 连支持、同情文学革命主张的一些人都认为 白话不可以作诗文，胡适创作《尝试集》的主 要目的并不是要展示自己在白话诗歌方面的 成就，而是要为大家提供一个“白话可以做 诗”的实地试验品，供人们讨论“白话是不是 可以做好诗”“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 好一点”。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 中，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对 于文学革命的目标、途径是非常明了的，胡适 就明言：“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 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 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 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 学的工具。”既然“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 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 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z15，那么亚东 图书馆出版《尝试集》就是在出版领域通过 将白话诗歌落地试验的成果固化、传播给国 人，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反响与讨论，从而为推 进文学革命运动走向深化扫除障碍、廓清 道路。 关于这种白话诗人自觉的“实验的精 神”，在胡适自称为“文章革命宣言书”的《沁 园春·誓诗》中得到了鲜明体现：“文章革命 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 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 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趋驰！”z16 《尝试集》出版前后，其作 为白话诗“试验”的意义引发了众多报刊的 推介和评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讨论热潮。 就笔者在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库”（１９１１－ １９４９）中所见，相关代表性的序言包括：钱玄 同早在 １９１８年于《新青年》第 ４卷第 ２期上 发表的《尝试集序》、１９１９年胡适在《新青 年》第 ６卷第 ５期上发表的《我为什么要做 白话诗（《尝试集》自序）》、在《北京大学日刊》 第 ４３８至 ４４４期上连载的《〈尝试集〉自序》。 代表性书评则有：胡怀琛 １９２０年在《美育》 第 ４期上发表的《〈尝试集〉讨论续记》、式芬 １９２２年初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杂感《“评 〈尝试集〉”匡谬》、胡先■ １９２２年在《学衡》 上分两期连载的《评〈尝试集〉》、朱湘 １９２６ 年在《晨报副镌·诗镌》第 １期上发表的《新 诗评：一、〈尝试集〉》、海臣 １９２９年在《群众 月刊》第 １期上发表的《关于胡适底〈尝试 集〉底“正谬”》、秦蕴芬 １９２９年在《暨南校 刊》发表的《诗八首：（三）读〈尝试集〉》、苏 雪林 １９３５年在《新北辰》第 １１期上发表的 《论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再如，亚东图书馆 １９２０年出版的《三叶 集》是田汉、宗白华和郭沫若的通信集，在田 汉所写的序中，这样解释书名的由来：“Ｋｌｅｅ- ｂｌａｔｔ，拉丁文作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系一种三叶矗生的 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 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 Ｋｌｅｅｂｌａｔｔ结合了。” 这部书一出版就很受读者欢迎，不仅发行量 大，而且引发社会极大反响。 值得关注的是，亚东图书馆 １９２２年举办 了“十年纪念廉价”活动，活动中发布的二十 个图书分类广告，对创办十年来出版的二十 多种图书和部分期刊进行了集中宣传。除胡 适的《短篇小说》和章士钊的《名家小说》外， 其他较为引人注目的图书包括：《独秀文存》 《先秦名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短篇 小说》《吴虞文录》《草儿》《冬夜》《蕙的风》 《新诗年选（１９１９年）》，以及新式标点的系列中国古典小说。以广告里提及的几种新诗 集为例，其中俞平伯的《冬夜》有自序和朱自 清写的序言，康白情的《草儿》有自序和俞平 伯写的序言，汪静之的《蕙的风》则有自序和 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写的序言。 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也很重视期刊出 版发行和宣传。在“十年纪念廉价”活动中 就有专门为期刊做的广告，主要是宣传《少 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合装本，以及其增刊、 特刊和丛书，包括“诗学研究号”“妇女号” “日本号”“宗教问题号”“学会问题号”等和 《法兰西学术史略》。 此外，由于亚东图书馆非常重视书刊启 迪民众的社会意义，因此其所出版的书刊往 往会引发广泛关注，产生深远影响。关于这 一点，我们从当时其他报刊上发表的部分书 评、书刊介绍中也不难发现相关信息。例如， 众所周知，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中 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出版后引发 社会民众广泛关注与讨论，吴耀宗曾指出全 书的主旨是“生活是教育的中心”z17。 不仅如此，汪孟邹还克服重重困难，勉力 重印《新青年》。《学生与国家》杂志在 １９３６ 年第 １卷第 １期刊载的相关消息中，援引了 卷首胡适的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 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 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从这 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 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 回《新青年》的重印。”并针对这一五四新文 化传播过程中的壮举，肯定在“中华民族的 自救运动的最紧要的关头”，借鉴“前一代的 伟大革新运动”和“前一代先驱者的蓬勃气 概和精神”具有重要意义。z18 当此《新青年》 重印之际，陈独秀尚在狱中，思之令人感慨。 汪孟邹大力支持、助力重印《新青年》，不仅 保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史料，也续写 了他与陈独秀交往的一段佳话。正如唐宝林 曾指出的，“陈独秀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能 ６４维持这样革命家与学者的生活，得之于一个 同乡至交汪孟邹的帮助”z19。 三、出版范式革新， 古典小说点校与新文存体系构建 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各中小学 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汪原放等人因应形势 变化，策划推出“亚东版”古典小说标点本， 开时代风气之先。当年年初，汪原放就开始 实施一个计划，即将《水浒传》《红楼梦》《儒 林外史》《西游记》等古典名著进行分段，并 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出版。针对这一计划，汪 孟邹有些拿不准，就请陈独秀帮忙拿主意。 陈独秀明确肯定将金圣叹的眉批夹注都删掉 的做法，不仅自己写了《〈水浒〉新叙》作为序 言，还联系胡适也将《〈水浒传〉考证》拿来作 序。胡适欣然同意之余，建议汪原放在印稿 上加上《校读后记》和“句读符号说明”，并亲 自帮他订正草稿，提议该书的“句读者”署名 由“亚东图书馆”改为“汪原放”。 不仅如此，胡适利用在南京高等师范暑 期学校授课的机会，让汪原放“做一本样本， 排几页标点、分段的《水浒》，再把《校读后 记》、《句读符号例》等各排一两页，订成小册 子”，在讲课时散发。通过前期充分“造势”， 胡适在汪原放带着装订好的第一批图书约四 百部到学校后，上课讲白话文学时专门讲到 《水浒传》，结果图书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对 于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分段点校《水浒传》，胡 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给予高度评价：“这 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 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 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 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z20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文中不仅大力肯定汪 原放的首创之功，还详细分析了删去金圣叹 评、序之后，读者可以自己阅读整段文字、领 会其叙事的传神之处，还可以自己去研究，不 必拘泥于金圣叹评论的一家之言。可见，胡 适对于亚东版《水浒传》出版价值的估定，与 其将“文字问题的解决”看作文学革命的第 一步，申明“必须要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 等主张是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 至于以新式标点本古典小说作为教本， 钱玄同也曾指出，“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 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 楼梦》三部书”，“就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方 面着想，则《水浒》和《红楼梦》还有小小地方 不尽适宜，惟独《儒林外史》则有那两书之长 而无其短。所以我认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良 好读物，大可以拿他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 模范国语读本之中”z21。从 １９３０年朱文叔在 《我的自学的经过》中的回忆来看，他于 １９２１ 年 ７月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来沪以后，摇笔 杆儿的时候，常常觉得国语的词儿不够用。 这在我们当编辑的，是很大的困难，我想减少 这个困难，曾经发一宏愿，想把所有旧小说里 用的词儿摘出来，备大家采用，可是事情太 忙，《红楼梦》第一本没有摘完，就停止了”， “我总以为国语说得不好，是自己莫大的缺 憾。我正在想种种补救的办法：第一是就和 日常生活上的对话一般，熟读国语教科书、 《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z22。而红学家吴 组缃谈及自己中学时阅读、学习《红楼梦》的 体验，则基本和胡适、钱玄同上文中的预测相 一致，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经由“亚东版”系 列古典小说标点本影响一代青年的实绩： “我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这就是不同于封 建文化的‘新文化’”，“我们不止为小说的内 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 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提格、如何打标点 符号。这样，我们自然而然拜亚东版的白话 小说为师，阅读中不知不觉用心钻研，仔细琢 磨。新版的《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 等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和口语挂上钩，而 且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 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如此，我们 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明显的进步。”z23 ６５鲁迅对亚东出版点校本也评价颇高。他 于 １９２３年 １２月 ２８日给胡适的信中，谈到 《水浒传》的不同版本，认为“百十五回本《水 浒传》上半，实亦有再印之价值，亚东局只印 下半，殊可惜”z24。１９２４年年初，他给胡适写 信又谈到《海上花》一书“大有重印之价值， 不知亚东书局有意于此否？”z25 在 １月 ２８日 发表于《晨报副镌》的《望勿“纠正”》一文 中，鲁迅因误信讹传以为汪原放已经离世，但 依然肯定了汪原放和亚东图书馆标点、校正 古典小说的贡献，评价还是较为公允的，也反 映出当时出版界存在竞相出版古籍点校本的 现象：“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 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 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 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 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 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z26 １９２６ 年 ２月，鲁迅在《不是信》中又提及此事，申 明自己“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 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无 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 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 古人’一案，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z27。同 年 ６月，鲁迅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中这样称赞汪原放和亚东图书馆：“我以为 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 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 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 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z28１９３２年，鲁迅在 托李小峰代购图书的信中，提到相关版本时 还念念不忘：“其中之出版所不明者，买通行 本即可，标点本要汪原放的，未知是否亚 东出？”z29 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大力扶持下， “亚东版”古典小说标点本不仅做成了经典 系列，而且几乎本本都有名人作序，一时成为 佳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古典小说的系 统研究路向。胡适在汪原放点校《儒林外 史》文稿即将排印完成的时候，主动在来信 中谈到可以把自己写的《吴敬梓传》放在前 面，另有四种附录等侄儿们抄好就寄来，还说 已经请钱玄同写了一篇新序，很快就能寄 到。z30陈独秀也非常支持《儒林外史》点校本 出版，当汪孟邹请他写序时得到的回复是： “你要原放写一篇，拿来给我看看，如果有不 当的地方，我来替他改一改。”等汪原放写好 序言后，陈独秀立即认真查阅、修改，并同意署 上自己的名字。他在序言中还呼吁文学爱好 者们开展历代小说研究：“国人往往鄙视小 说，这种心思，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 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z31。 １９２１年 ５月 ５日，当标点本《红楼梦》出 版时，书上除了载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和《考证后记》外，还有顾颉刚的《答胡适书》 和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大大为图书增 色。此外，在这一版本上还刊载了“加新式 标点符号和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广告，所 列书目包括《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 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儿女英雄传》《三 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 等。在此广告下部还印有小字，标明：“全有 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有的有钱玄同 先生的序有的有陈独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刘半 农先生的序”。值得注意的还有亚东图书馆 为该书发布的出版预告，其中申明：“打破从 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研究。”z32 可见，亚东图书馆在开展相关图书宣传 时，不仅很重视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 等人的序言，而且认同他们利用科学方法开 展《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研究的路向。结合 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曾自言的“我们也 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 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z33，应当 承认，亚东图书馆出版《水浒传》《儒林外史》 《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系列古典小说的新 ６６式标点本，大大拓展了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在 普通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影响。关于这 一点，新文化阵营是及时发现并大力宣传的，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各版序 言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强调。在陈独秀、胡 适等人的大力提携、帮助下，“亚东版”古典 小说标点本出版工作稳步推进，不少图书顺 利再版、发行量达到数万册，得到社会各界赞 誉。从这一角度来看，亚东图书馆以汪原放 等人为主力，对于一系列古典小说进行新式 点校出版的成功尝试，不仅同新文化阵营与 之合作着力推出新文学作品的初衷相一致，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胡适、陈独秀等人 白话文学创作试验的范畴，在古籍点校领域开 启了出版业回应、引领新文化思潮的新路径。 事实上，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和胡适等 人的大力扶持、奖掖下，培养出以汪原放等人 为代表的一批编辑出版古典小说标点本的生 力军，使“亚东版”古典小说声名鹊起，掀起 了当时古籍点校出版的潮流。随着“亚东 版”古典小说接连出版且大多都取得了较好 的发行业绩，亚东图书馆的收益情况也越来 越好。以汪原放等人为代表的出版生力军， 也在不断拓展出版创新领域。 截至１９２２年亚东图书馆举办“十年纪念 廉价”活动时，《水浒传》《儒林外史》都印了 四版，总发行量均超过万部。更为可喜的是， 在汪原放的建议和督促下，胡适把自己在 １９１１年至 １９２１年间写作的部分文章进行整 理结集，这就是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 的缘起。在《〈胡适文存〉一集序例》中，胡适 对为何取名“文存”进行了说明：“这四卷是 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 入，故名为《文存》。”z34 他将文存分为四卷， 分别收入“论文学的文”“带点讲学性质的文 章”和“杂文”，这些文章基本上之前都在杂 志上发表过，或收入过别的书里，在结集为 《文存》各卷出版过程中大多经过修改、校勘 或补充。由于时代思潮影响，加之胡适的名 人效应，《胡适文存》甫一出版便被抢购一 空，其后更多次再版，至 １９３１年已印行至第 １５版之多，其传播之广、接受度之高，奠定了 其在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地位。 以高起点、高品质的《胡适文存》为发 端，亚东图书馆开启了文存、文录、文集等出 版热潮。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带动下，吴 虞、陶孟和等人也相继加入作者群行列。吴 虞在亚东图书馆出版文集，离不开胡适的直 接推荐。按照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 秀》一书中的回忆，他本来是去北京联络胡 适完成《胡适文存》书稿编排事宜的，有一天 两人在中山公园吃茶时偶遇吴虞，吴虞在聊 天时提及文集出版，胡适就向他推荐亚东图 书馆，这才有了后来出版的《吴虞文录》。在 出版过程中，由于吴虞在文章中引用了很多 古书，为标点、分段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 力，还是胡适出面请钱玄同来做文录的标点、 分段，才帮忙解决了这一难题。z35在该书出版 时，胡适专门写了序言，生动地刻画出吴虞 “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形象：“他站在 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 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 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 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 因此，他发奋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 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 漫的大街上。”z36 从胡适的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 对五四时期诸多像吴虞一样不遗余力批判 “孔渣孔滓”、传播新思想的“清道夫”们深切 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眼中，虽然吴虞与陈独 秀相隔遥远，但是他们作为“攻击孔教最有 力的两位健将”z37，在精神上是接近、互通 的。从这一意义上讲，胡适所摹画的“清道 夫”形象，不仅是针对反孔批儒的吴虞这一 独特个体的，更是为五四时期大力批判封建 礼教制度、宣扬民主科学思想的新文化阵营 塑造出的集体群像。亚东图书馆同人在出版 ６７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也都是新文化传播的 “清道夫”。 在《胡适文存》的编排过程中，胡适、汪 原放等人经过讨论，决定采用将标点符号排 在文字的一边，专名号排在另一边，每句空一 格的排式。由于胡适书中引用文字颇多，有 时不免存在错漏。亚东图书馆非常重视该书 的校对工作，不仅根据需要随时添置参考书， 而且由汪原放、余昌之、章希吕等人协作进行 校对，一起查考、研讨：“往往在初校就提出 的问题，到二校还不能解决，一直要到三校， 甚至末校，才能改定。总要查考下来，肯定是 错了的，才改定；同时立刻发快信到北京和适 之兄商定妥当与否。”z38 《独秀文存》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印了 两次，发行了六千部，后来虽然陈独秀亲自编 定了《独秀文存》二集，但一直未能出版。与 之遭遇类似的还有《秋白文存》，瞿秋白也已 亲自编好文存，但未能排印出版。 亚东图书馆的创新探索不仅体现在古籍 点校、文存文录出版等领域，这一阶段引起关 注的还有高语罕的《白话书信》。这本书采 用书信体，形式新颖、内容丰富。１９２１年初 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很 快就加印，一年内印了 ３版，共发行 ９０００册。 到 １９２２年已经印了 ６版 １８０００部。该书成为 亚东图书馆的长销书，共计印制了 １０万册以 上。１９２２年高语罕赴德国留学，自用和家用 全靠这本书的版税。汪原放曾回忆说：“版税 照定价一成，《白话书信》定价八角，版税就是 八分一本，总算的数字是很可观的哩。”z39 １９２３年，亚东图书馆成立编辑所前后， 持续推进创新探索。以 １９２３年为例，该年出 版的陆侃如编的《屈原》一书，卷首有《楚辞 地图》，书中收录了陆侃如写的五万余字“屈 原评传”、加了新式标点符号且按新诗格式 排版的屈原作品，以及附录、校勘记等。同年 还出版了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内容包 括张君劢、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唐 钺等 １９位参与论战人士的文章，可谓各出机 杼、激荡思想。该书还有陈独秀和胡适写的 两篇序言，其中陈独秀在长序中列举并逐项 批驳了张君劢文章中的九项人生观，也颇有 论战风范。 结 语 综观五四新文化传播的历史进程，亚东 图书馆的作用与地位不容小觑。从某种意义 上讲，在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知 识分子的帮助、支持下，汪孟邹、汪原放等一 批亚东图书馆出版人不仅见证了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而且深度介入并实质性 地参与建构了时代思潮的演进路向。他们凭 借紧密的学人交往与敏锐的时代洞察，构筑 起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新文化传播媒介平台。 通过系统性地出版发行进步书刊———这些进 步书刊涵盖新文学创作、思想论著及革新期 刊等，并开创性地实践“亚东版”古典小说点 校、文存文录及书信体等多元出版范式，亚东 图书馆不仅深刻重塑了五四一代读者的思想 认知图景、阅读习惯养成与知识体系结构，更 有力驱动了中国近代出版业从传统向现代的 转型进程。其贡献不仅体现于“在皖籍知识 分子的舆论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 标志着其作为现代出版重镇“在中国近代出 版业占有一席之地”z40的独特历史坐标。亚 东图书馆的实践，堪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 与知识生产机制转型在出版领域的重要 缩影。